美中围绕南海控制权的斗争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征兆。该理论创始人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人类冲突已进入新阶段——曾被支配、欺辱和剥削的非西方文明和国家，成为左右国际秩序日益重要的力量。以中国为首的中华文明就是其中佼佼者。这或许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生存之争，如今它在南海上演。实际上，二者的对峙是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根本目的的鲜明碰撞。

　　美中在南海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对抗，源自两国均视自身为“例外”国家，肩负领导人类的“天赋”使命。美中都认为，支配和塑造适合自身需要的国际秩序是自己的权利和命运，因此都以推进各自国家利益的方式来诠释海洋法等国际规范与准则。正如美国战略思想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言，在中国看来，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制定、别国遵从的规则”。若此类规则会阻碍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那就不再适用——（实际上）对两国来说，都是如此。

　　中国领导人承认存在文化认同和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向奥巴马提出协商达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但正如澳大利亚战略思想家休·怀特所称，“美国政策界迄今几无例外，未能认识到与中国达成新关系所面临挑战的性质和规模”。一些美国决策者固守“接触加遏制”战略，徒然希望“中国至少会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甘居次席”。然而，这是不太可能的。对美国来说，达成新关系之外的方案毫无指望。如怀特所言，华盛顿无意在中国后院与其冲突，因为在那里美国可能遭受沉重损失。

　　在中国软硬实力迅猛增长的背景下，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正不断遭到削弱，而美国对此似乎无可奈何。美国曾希望东盟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一道对付中国。但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对华态度出现分裂。华盛顿曾希望中国的自负举动会把东南亚邻国推入美国怀抱，但这些国家日益发现，在特朗普治下，他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美国迟迟才意识到，其盟友并不希望看到美中对抗。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比原先所以为的要肤浅和脆弱。这表现在菲律宾大转变、泰国军事政变后与美关系恶化、盟友拒绝参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等方面。

　　目前，华盛顿似乎依然认为美中之争是零和博弈。但一些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家开始接受新现实。比如，资深政策分析家罗伯特·曼宁等人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南海）并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有必要正视这个时代的一个大战略问题：美国能接受中国在亚太充当何种角色？”

　　两种文明的冲突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美国可继续在亚洲发挥中国愿接受的重要战略角色，从而避免战略竞争升级。但一向认为自己永远第一的美国，并无与别国分享权力的历史或先例，如今也不太可能对中国这样。因此，只要美中都认为自己拥有固有权利甚至天命来支配亚洲和南海，冲突或许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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