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星期天。8时15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提醒登机的广播响起：“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CZ6077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紧攥机票的浙江省青田县人防办原常务副主任郭永军，却在航站楼里踟蹰不前，脑袋一片空白，机场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在耳畔回响——“您已被限制出境。”从机场出来后，郭永军打了一辆“黑车”折返杭州。

　　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田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潘娅红那里。“潘书记，上海浦东机场打电话过来了，是郭永军！”接完电话，潘娅红立刻向上级汇报。

　　19时50分，在浙江省追逃办协调下，郭永军被成功截获。这是浙江省成功阻截并控制一名企图外逃的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场景，也是各地区各部门近年来不断加大防逃力度的一个缩影。

　　把证照管起来，把纪律严起来

　　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曾在2010年7月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在2012年3月又办理一年多次赴美签证，这一管理漏洞，致使他于2012年4月成功出逃美国。

　　从外逃人员出逃情况看，大多数涉案人员都是通过因私出国（境）证件外逃。管住涉案人员的因私出国（境）证件，无疑是掐断涉案人员外逃之路的关键。

　　郭永军之所以敢于冒险出逃，是因为他当年按组织要求上交的因私护照是假的，而自己则保留了真护照。在得知县纪委正调查自己后，他迅速持真护照实施外逃计划。

　　“这起事件暴露出有关职能部门落实防逃责任不够到位、证照真伪核实意识不强、防线不够牢固等问题。”丽水市追逃办主任柳向阳介绍，从7月20日起，该市开展了持因私出国（境）证照情况专项检查，全面排查落实防逃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

　　据媒体报道，前些年，一些外逃人员拥有多个名字和多张身份证，办有多本护照、港澳通行证，以便伪装出逃。有的人外逃了，社会上议论纷纷，组织上却浑然不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制定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从中央到县一级层层建立外逃人员数据库，及时更新、动态管理，基本摸清了底数，掌握了情况，为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夯实基础，打开了新局面。

　　2015年以来，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集中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治理工作，完善登记备案人员信息库，集中保管因私出国（境）证件，开展“裸官”清理，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要求报告境外存款和投资情况，防逃篱笆越扎越紧，形成工作常态化。

　　2015年起，北京市建立外逃人员数据库，对1995年以来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出走、失踪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和分类处理，并及时更新、动态管理，为追逃追赃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天津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从登记备案、审查审批、证件管理、日常监管、责任追究等环节，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在扩大登记备案人员范围的同时，分别对局级、处级和科级及以下人员因私出国（境）审批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河南省开展清理违规持有身份证、出国（境）证件工作，严肃查处违规办理各类证照且不自查自纠的单位和个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工作不力、把关不严，发生漏报瞒报情况的单位，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

　　构建有效机制，编织防逃“天网”

　　追逃是动态过程，防逃是常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追防并重，紧盯人、钱、物等关键环节，努力构建不敢逃、不能逃的有效机制，多管齐下，编织防逃“天罗地网”。

　　2014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设立。2015年，贯彻落实中央要求，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中央模式建立省、市两级追逃追赃机构。由此，追逃追赃形成了横跨纪检、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领域，纵贯中央、省区市、地市三级的有效工作机制。

　　防逃涉及众多环节，协调机制的建立，使追逃追赃力量得到高度整合，使个案突破的策略更优化、手段更丰富、工作更高效。

　　围绕防逃，浙江出台了出国（境）审批、证照集中管理、初核问题线索同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等一系列制度。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工作操作规范（试行）》，对8类重点对象进行重新登记备案，做到应备尽备，无一遗漏。

　　广东把好出国（境）审批关、风险排查关、出境限制关、主体责任关等四关，切断涉案人员外逃之路。今年以来，广东省委组织部就省管干部登记备案人员申请因私出国（境）征询省纪委意见13人次。

　　本着“防住一个，就是追回一个”的理念，北京市将防逃工作与追逃追赃工作同考虑、同部署、同安排、齐推进，制定印发《北京市建立“追防一体化”机制实施办法》。各区、各单位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延伸落实防逃机制，扩大因私出国（境）报备范围，将关键岗位监督关口前移，实现公职人员全覆盖。截至今年6月，北京市严把立案环节防逃阻逃关，共阻止涉案人员出逃30余人。某市级单位原负责人在首都机场边检受阻后，迫于压力，主动到市纪委投案自首。

　　福建省完善管控机制，加强对一些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日常管理，严格执行出入境审批报备制度，认真落实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管理规定，做好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

　　完善防逃措施，筑牢防逃堤坝

　　腐败分子外逃前，其家属亲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家庭财产变动等都会有征兆。因此，要加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管理规定的落实，定期开展“裸官”清理；加强反洗钱工作，切断腐败分子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堵住赃款外流。

　　“裸官”是外逃的高危人群。各地区各部门都把盯住、管住这一人群作为防逃工作的重中之重。

　　广东省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全面摸查，通过摸底共发现“裸官”2190名。根据相关规定和个人情况，对“裸官”作出调整岗位、免职后不再安排职务、接近退休年龄提前退休等不同安排。省委对9名省管干部“裸官”作出6人免职、3人调岗的调整决定。

　　北京市把“预防为主”的防逃要求落实到日常严格管理中，建立“裸官”管理台账，依据变化情况实行跟踪管理，严格对“裸官”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市直机关工委要求市直各单位摸清党员干部海外关系和思想底数，夯实防逃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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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在加大追逃力度同时，完善防逃措施，筑牢防逃堤坝，让涉案人员插翅难逃。

　　与此同时，无论是杨秀珠、李华波、黄玉荣、闫永明等“百名红通人员”，还是未“上榜”的外逃人员，每一名腐败分子的追回都是对企图外逃者的强烈震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增外逃人员逐年下降，从2014年的101人降至2015年的31人，再降至2016年的19人，而今年以来则为4人。（记者 杨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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