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在北京西三环城乡贸易中心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都会举行一场仪式感极强的升旗仪式。

　　7月3日，升旗仪式如期举行。

　　这一天，上千号人满满当当整齐地站在一个室内会场里——这里平时是一个篮球场，只有在这一天篮球设备被全部搬走，临时变成举行升旗仪式的场所。

　　主持人着白衬衫、黑西裤，拿着话筒铿锵有力地组织着现场，员工们统一着正装，并按照不同部门排成队。当墙上钟表的时针指向8点30分，升旗仪式开始，所有人立刻变得严肃而庄重。

　　两男一女三位穿着军装的旗手扛着两面旗，踏着正步走进会场。旗手就位后，开始升国旗，唱国歌。所有流程和大众所熟悉的官方升旗仪式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48.5秒之后，多了一项环节，“升东旭旗，唱东旭歌”，短短几分钟里，整个会场内歌声震天。

　　主导这场仪式的人叫李兆廷，他是民企东旭集团掌舵人、董事长。

　　如果你此前未加了解这家企业，也未曾了解李兆廷，突入这样的场景，你一定会误以为进入了一家国企的仪式现场。但在这家“纯正”的民营企业里，它同样奉行着体制内的一套运作模式。

　　过去20年，东旭集团从石家庄一个民营小厂壮大成现在总资产1300多亿，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和100余家全资及控股公司，经营业务也从单一的光电显示，逐步涉足新能源、生态环保、新材料、园区开发等领域。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中国的企业管理学中，经济学界，以及不同资本属性的企业掌舵者们都在探讨、摸索着一套适应中国历史和本土特性的经营之路。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辩论。

　　这家公司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从体制到体制

　　李兆廷是国企体制的受益者，对此，他从不讳言。在30岁的年纪，他便成为一家大型地方国企的副总经理。

　　1997年创办东旭之后，李兆廷并没有在脱离体制之后远离体制，相反，他甚至说，“东旭虽然是民企，但骨子里更像根正苗红的国企”。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旭的人力资源配置上。相比多数民营企业用人的规律，李兆廷非常看重从体制内出来的人才。至今，东旭的核心管理层大多都来源于体制内。

　　“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在他看来，从体制内出来的人，更讲政治、更懂规矩、自律性更强。他本人就是如此。

　　李兆廷一边抽着烟，一边回忆。早年他在国企上班，一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先打水、扫地、拿报纸。他认为，这种奉献精神只有在体制内待过的人才会有。如今，他希望他的员工也能自觉做到。

　　但李兆廷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采访对象。一方面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大多数词汇是关于“家国情怀”，或者类似于“责任”、“感恩”、“民族使命感”这样的措辞。说到最后，连他自己都笑着承认：“这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头里了。但都是事实，也都很实在。”

　　1965年，李兆廷出生在河北新乐的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当地一家军工企业的职工。“以厂为家”的大院生活深刻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在大院里，什么都有，就是一个小社会。”

　　因此，时至今日，李兆廷对部队和军人依然有着特殊的感情。

　　高中毕业后，李兆廷考上河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学专业。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地一家老牌国企——石家庄天同柴油机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技术员。

　　20岁那年，李兆廷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技术专家。

　　每天除了早到一个小时扫地、打水、拿报纸外，其他时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车间和师傅们探讨技术难点，钻研技术创新。“当时的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痴人。”多年后，李兆廷如此评价当年的自己。

　　当时，像李兆廷这样学历高、技术好的人才在国有企业里并不多见，因而很容易得到重用。从普通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再到公司副总经理，李兆廷仅用了十年。

　　1995年，年仅30岁的李兆廷当上了副总。在此之前，厂领导班子最年轻的成员是50岁。这个任命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也给他和家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在天同工作期间，李兆廷也见证了该厂成长为中国500家大型工业企业、中国机械行业50家最大规模企业之一的发展历程。

　　但成为副总经理两年后不久，年仅32岁的李兆廷出乎意料地决定辞职创业。

　　天同集团的领导极力挽留这位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家人朋友也苦苦相劝，但李兆廷不为所动，依然辞职。而也正是他当年的毅然“下海”，成就了如今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东旭。

　　1997年并不是创业的好时机。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东南亚，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在这次冲击下，昔日风光无限的“标王”秦池，史玉柱的巨人，保健行业的明星三株口服液，广州的太阳神，以及曾在百货零售业领域势头强盛的郑州亚细亚，都在这一年陷入了困境。

　　另一个时代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改革正值浪潮，在中央扶持重点国有企业建设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政策方针下，一大批国企开始甩包袱，万人下岗重新就业成为彼时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现象。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1998年实施的国企改革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与响应国家号召勇闯市场的“92派”企业家群体不同的是，他们或多或少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心理负担。在彼时国务院高层对国企改革抓大放小，鼓励国企盘活资产存量兼并重组、工人下岗分流的政策方针下，告别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被抛弃。

　　而在脱离国有企业的人中，同样不乏一批视体制管理方式如枷锁的创业者。他们离开了政治色彩浓重、层级意识强烈的国有企业，开始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营需求，大展拳脚如鱼得水。

　　李兆廷是当时中国万千下海淘金者之一，创业初期，他和他的小公司主要为电子显像管（CRT）玻璃外壳生产企业提供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彩色电视机正处于CRT显示器时代，其核心部件是显像管，而玻壳又是显像管的关键部件，成本约占整个CRT彩电的四分之一。

　　离开国企的李兆廷虽然从身份上已是个体经营者，但他依然选择了依照国企的运作方式搭建着公司的框架，例如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荣誉感，要求员工像螺丝钉一样爱岗敬业，并接受红色价值观的指导。

　　“老板最聪明的地方是把体制内的一套精华保留了下来，把国企管理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剔除掉或加以改良，比如强调紧跟国家政策，讲政治、绝对服从等，这在具体业务执行中的确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他身边的人说。

　　到2004年，东旭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CRT装备制造商，市场占有率超过50%，先后为安彩集团、彩虹集团、宝石集团、湖南HEG、北京松下、上海永新、南京华飞等特大型CRT公司提供成套生产线、备件配件及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