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规模扩张，这是银行业在“春秋时代”的战略抓手。金融机构盈利主要来自于规模和息差水平。传统商业银行普遍是“低收益资产—低成本负债(如国有大行/农信社)，高收益资产—高成本负债(如股份制银行)”的资负结构，银行间的息差水平相差不大。寻找多元负债工具，扩张资产这成为银行机构效益提升的不二之选。

　　随着金融去杠杆持续，银行发展步入“战国时代”，资源的获取日趋激烈，这集中体现在核心负债、稀缺资产的争夺上。

　　金融去杠杆环境下，近年来盛行的批发性融资成本不断抬升，且MPA监管体系限制了表外资产规模的扩张，“礼崩乐坏”下，“春秋同盟”日趋瓦解。

　　2017年度虽然生息资产收益率小幅上升，但核心负债存款竞争激烈，同业及债券发行的负债成本较高，部分银行负债压力较大，最终资产收益提升弥补不了负债成本的提高，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银行息差持续下降。

　　战国时代，分化不断，银行突围有三条路径：

　　路径一：回归乡土本色下的传统银行模式。部分中小银行将选择回归乡土，削减同业负债，专注传统信贷业务发展，跟随区域经济发展一起成长。资产端方面，发展面向本土的信贷业务，从本地经济及发展中发掘信贷需求。负债端方面，依靠先天壁垒，存款占比较高，负债成本稳定。2016年末，五大行和农商行的存款占比分别为78%和73%，而股份制和城商行的存款占比仅为59%和64%。

　　中小银行根植本地，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有天然的连接，深入参与本地经济活动存在优势。通过对本地优势行业、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挖掘，形成行业专长、分享本地企业经营成长，建立起与地方政府的深厚联系。在区域信贷市场中，银行建立核心竞争力。

　　路径二：无视风险，继续扩张。存在区域风险。区域性银行经营与区域经济高度绑定，风险难分散。银行业经营高度依赖于宏观经济情况，对于区域性银行，区域经济情况决定了区域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在区域经济危机中，大量客户同时违约，则导致风险无法分散，区域银行业爆发危机。

　　存在流动性风险。随着金融去杠杆的延续，目前我国部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在增加。关键在于近年金融机构负债结构的扩张下，新增的负债结构与资产结构流动性并不匹配。

　　存在治理风险。股东背景是现有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的关键。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例，差异化的股东背景既有各自优势，也存在潜在风险：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时，可能导致银行经营与地方政府债务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度绑定；外资机构作为大股东时，外资的进入和退出可能带来公司管理层和战略方向的频繁变动；民营企业作为大股东时，当单一股东实际控制银行时，可能出现大额关联交易问题。

　　路径三：通过挖掘新资产提升息差水平。寻找资产端的定价能力，中国银行业息差水平落后美国同业近100BP，后续息差提升有后劲。未来银行深入参与定价模糊甚至不熟悉的领域挖掘新资产，如普惠金融、上市公司信用债、可转债可交债等，提升细分领域的定价能力。

　　资管新规打破刚兑，这有利于银行主动参与大类资产配置。大类资产配置化，会接受更多的标准化金融资产。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将从“赚取表外息差”盈利模式转变为“支付波动收益+ 赚取管理费”。预期未来多数银行会发展流动性管理的理财，类似于货币基金，相对稳定但预期收益较低，有能力的银行发展绝对收益类产品，类似于养老金。

　　银行持有不同的金融牌照，理论上实现不同维度资产和资金对接，这更有可能实现有效率的资产配置。这也是商业银行加投资银行的模式魅力。

　　总之，银行的经营是有“基因”的，只有坚持自身禀赋，才能顺势转型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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