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属于那种被选中人。

　　在过去是白人精英的代表，在现在则可以视为世界主义的代表。他出生在多伦多，祖父这边是俄罗斯显贵，曾祖父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那季耶夫曾经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内务部大臣，还在1860年在北京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祖父保罗·伊格纳季耶夫则是沙皇俄国最后一任教育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幸运地逃离到举家逃到加拿大；他父亲是加拿大外交官，而他的母亲家族这边也是很出名，据说还有人得过罗德奖。

　　至于他自己，不仅是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学生和传记作者，还是曾经是哈佛博士与哈佛教授，一度还是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几年之前与加拿大总理的宝座擦肩而过，如今在中欧。在《血缘与归属》导读中，东京大学的王前老师撰写了《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的导读值得一读，他评价叶礼庭是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用叶礼庭的话说，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他，他确实有这个资格；他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妻子是匈牙利人，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经历这与加拿大、英国和法国都有关系。这份背景足够全球化，但他希望很多拥抱世界，希望自己能说更多语言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他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一点：“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

　　叶礼庭的成长，与加拿大、英美加上中欧都脱离不了关系，使得他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这也影响他的写作。某种意义上，他家族的流动和他的职业履历也代表了二十世纪空前的世界主义潮流，而他的写作与思考也是在确立自身的过程。

　　我以前读叶礼庭在《金融时报》的文章，并不觉得文采好，或许是题材更多是分析，但这本《血缘与归宿》确实文采斐然，充满人性的冲突与诗意的反思。叶礼庭的敏锐在于，他认同甚至享受世界主义，但是并不沉湎于此，他思考更进一层。

　　世界公民的身份很虚无，甚至不同地区对于世界主义认可也有所不同。《血缘与归属》中指出，如果你生活在富裕的西方，那么会有一种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但如果你不幸出生在一个缩小到不足以成立国家的民主，那么面对这是混乱与暴力，典型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者萨拉热窝的人民，对此的感受则完全不同。

　　也正因此，叶礼庭洞察出世界主义不过是帝国旧秩序瓦解后，日益廉价便捷的空中旅行与通信条件推波助澜的结果，本质是一种特权，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幻觉。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甚至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他提出作为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

　　(作者微信《徐瑾经济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战士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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