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增长发展，就要摆脱“路径依赖”，将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到底。
崔楠 摄
首先，要明确攀比是维持旧发展方式的藩篱。GDP增长率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对这个应该有新的认识。
其次，要破解“资源诅咒”。资源是个好事，但过度开发后，整个经济就会被它拖住，所以这一点要改变。资源开发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应当和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
再次，要知道旧的发展模式不会自动退出市场历史舞台，新模式要通过自身发展逐步分解旧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向新模式。
最后，厉以宁还指出，现在非公有制经济有三怕：第一怕算老账，第二怕将来有些问题说不清楚，第三怕地方官换工作以后，后任不承认前任的承诺。这也是阻碍旧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变的一大因素。
以下是厉以宁演讲实录：
我发言的题目是《把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到底》。
第一个问题，路径依赖的顽固性，在讨论怎么样来研究经济进展的时候，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什么呢？就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这个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主要指什么呢？就是说：要找到一个途径是不容易的，最好是跟着前人走过的路走，前人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如果有责任前人负，如果顺利自己得便宜，所以这叫做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被认为在经济学中很难打破的它的顽固性，因为人总是要感觉到，如果前人已经这么做了没有大问题，那我就跟着做，责任也不由我负，风险也不用我承担，这个成为我们国家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发展还是旧的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如何来重视数量，重视速度，新的发展方式尽管很早就被提出来了，但热心于新发展方式的人并不太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还不知道呢？如果它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说仍然是路径依赖，这个对我们整个经济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进入新时代，进入新经济呢？那就要改变发展方式，把过去的那种旧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的发展改变为重质量、重效益的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有很多矛盾在。
第一个矛盾，如果经济增长率下来了怎么办？经济增长率在转型过程中，为了保证效率，保证质量，可能就会影响所有的东西。那怎么办？各个省市地区都在攀比，你报了8%增长率，(他)一定要9%，第三个要保证在10%，这个无非是把旧的模式重新演一遍，不在乎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一定要记住，攀比是维持旧的发展方式的一个藩篱。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不再以增长率为核心，增长率是重要的，但不是以它为唯一的指标，速度也是重要的，但中高速增长就行了，要追求那么高干吗？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在哪里？就是既得利益受损失，假定过去这个发展方式中是某些利益集团扶持起来了，他就害怕我这个既得利益会丧失。当然也有具体的，顾虑在哪里呢？旧的问题怎么办？旧的可以维持，你这套新的搞的新的发展方式，我们旧的问题怎么办？
对这个应该有新的认识。如果旧的生产模式，就算你现在还能够工作，但是时间是不久的，当某些企业已经是先走一步，走上了新发展方式的时候，旧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啊？迟早要发生旧的问题，那不如早改，早改以后创业带动就业，这样不就解决了，如果说为了维持就业而没有想到整个的企业界在不断地发生学习赶超，那你这个有什么用呢？
还有，有的地方是靠资源生产维持财政收入的，所以这个旧的方式还能够保证吗？维持资源的挖掘输出仍然是必要的，可他们忘记了这个是不会持久的。就是资源的开发在新的生产方式中也应当和生态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经济学当中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资源诅咒”，资源是个好事啊，可是你过度开发以后，整个经济被它拖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
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旧的发展模式不会自动退出市场历史舞台，所以我认为对新经济这一套应该有信心，因为如果企业能够找到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途径，他不会用旧的。不改连企业的职工都会说这个不行，所以一定要懂得旧模式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模式的发展就会让它逐步地分解，逐步地转向新模式。
最后，要谈一谈国有企业它有体制问题，说它容易也容易，因为它是直接听命于政府的，但是困难也有，因为它摊子特别大，所以怕出问题，但迟早得改。还有什么要顾虑的呢？要顾虑的就是对于非公企业怎么办？
非公企业就应当鼓励他们的积极性，非公经济今天我们在外边调查，最怕的就是算老账，第二怕将来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第三，就怕地方的官员换了工作了，后任不承认前任的承诺，有这些问题。这是阻碍了旧发展模式转变为新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说了，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信心，尽管新发展模式现在还有困难，但是只要路走上了，自然就会逐步地扩大影响。旧的生产模式是没前途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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