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重建了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商业文明的研究者，在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后，我也经常问自己，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靠自身的努力奋斗出来的，还是像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的，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员工素质、经济增长方式都有切身了解。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73%的美国企业2017年在华实现赢利，74%的企业计划于2018年扩大在华投资，受访企业几乎都认为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62%的受访企业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沟通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跨国公司会如此一致和踊跃地投资中国，并获得丰厚收益吗？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性套利”，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的奋斗与创造的史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是什么“歧路”，而是市场经济的正道、康庄大道。中国的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
我采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从创一代企业家到分享了股权的创业合伙人以及二代接力者，九个代际的创业者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打拼。中国的市场主体从1978年的49万个到目前的1亿多，每天还有1.81万家企业诞生，虽然也有生生死死，成功并不容易，但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者最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红利。
中国是从高度统一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经济立法等软件方面，以及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政府之手总体上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营造了适合发展的稳定和亲商的环境，这是客观事实。当然，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角度看，政府应当从招商引资、创造政策洼地的前台，转变为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环境和服务为主旨。
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是什么？
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已经有120家，距离美国只差6家。而1995年这一榜单设立时，中国只有三家企业，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各一家（台湾电力和香港怡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进而开始走向全球。那么中国竞争力的来源究竟又是什么呢？是“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中国企业通过管理和创新，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国际化，这一切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奇迹。今天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就是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成熟完善的分工配套，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最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2015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15%至20%的成本优势。”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够迅猛发展，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所赐。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而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的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前段时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以帮助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决定是否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听证会首日，61个发言人被分成8组，涵盖箱包、服装、食品加工到半导体、自行车、化工等多个产业，但赞同加税者只有3位。一家自行车厂举出的证词是，目前美国进口的1800万辆自行车中，94%来自中国，进口的3亿件自行车配件中，60%来自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更换供应商的情况下，加征关税的板子将结结实实打在美国消费者和厂商身上。美国饰品协会总裁吉伯森在证词中说，在生产饰品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替或者和中国竞争。她说，“举个例子，过去3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寻找皮包用的皮革和小饰品生产的供货商，以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之外的‘可替代来源’，但最终结论是，印度没有这样的资源、培训成熟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无能力达成中国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规模，特别是要考虑同等质量、价格的时候。美国本土更生产不出来。”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创新？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获益良多。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在技术、管理、人才、供应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因此可以快速学习、消化吸收，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良和创新。很多制造业领域比如冰箱、空调、洗衣机，发达国家几乎都退出了生产环节，也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主要靠品牌，在这些领域技术创新的驱动者基本都是中国公司。在互联网行业，从支付宝到微信，这样的超级应用都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用户环境创造出来的。而且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都在“山寨”中国的产品，比如印尼的电商平台Tokopedia自称“印尼版的淘宝”，Snapdeal被称为“印度的阿里巴巴”。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美国开国初期为了获得英国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学家多伦·本―安塔尔在《商业秘密》中曾说：“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最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他是英国人，21岁时在家乡英格兰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斯莱特在阿克莱特创立的工厂当工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纺纱机，是现代工厂体系的创建者之一。英国当时对纺织技术严密封锁，谁要把纺织机器和技术弄出去就要坐牢，同时禁止纺织工人移民。斯莱特全靠脑子记下了阿克莱特的发明，1789年9月脱身赶到伦敦，伪装成农夫，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船前往美国。到纽约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商人布朗，希望得到支持。当时布朗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件，加上斯莱特的加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起美国第一家水利棉纺厂。
美国立国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杰汉之争”，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发展农业，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并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作为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呼吁，对于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要进行奖励。当时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很早就有《专利法》，保护专利权，但反讽的是，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
举出这些例子是要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以今天已经成为共识的软件专利权为例，比尔·盖茨最早雇人开发ALTAIR BASIC程序时，大多数使用者也是随便拷贝的。所以他在1976年写了著名的《给电脑爱好者的一封信》，提出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由此开启了软件专利的新时代。
中国理所当然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否则转型升级没有希望。我们必须从法治、政策、执行等方方面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国际规则，提升合规水平。但如彭斯在演讲中称：“为了控制21世纪的经济制高点，北京指示其官僚及企业以任何必要手段来获取作为我们经济领导力基础的美国知识产权。北京现在要求许多美国企业交出商业机密作为其在中国经营的代价，并协调和资助收购美国公司以获得其创新所有权。”这种肆意指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美国很多指责都是在找“替罪羊”过程中的借口，而且不乏以偏概全。我们仔细听，认真反观自己，有则改之，但完全不必自我损抑。
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不是坏事；中国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元器件的缺失，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都促使我们清醒。贸易争端是一场冷水浴，让我们不要浮躁，骄妄，有助于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超越自己。但是，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的，我们应当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应当有自信心和自尊心。
中国有一家生产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多年前，公司派了第一个业务员到洛杉矶去开拓美国市场，她带了300美元，还有一包各式各样的电池。由于英语不过关，就把一些标准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然后拿着一本《黄页》，从A开始，从第一个公司名字打电话，推销产品，当她把电话打到Z的时候，英语已经很流畅了，产品也找到了很多买家。两年前我参观了他们在加州兰卡斯特市建立的工厂，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得到了就业机会。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在和平年代闯世界，水迢迢路长长，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易。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托举起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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