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是何其荒谬的想象。不过在最近，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关于人口负增长何时到来的预测也见诸报端。

　　尽管2018年最新的出生人口数据还尚未公布，但从一些地方公布的2018年出生人口预期数据来看，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在1500和1600万之间，比2017年出生人口数1732万减少100万以上。

　　在民间社会的讨论声中，官方也对我国人口生育问题做出了解读。

　　1月10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2019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育问题影响因素较多，包括育龄妇女规模、结婚年龄、生育年龄、经济社会因素等，比较复杂。卫健委一直在持续监测，2018年具体数据有关部门近期会公布。

　　二孩大省山东出生人口数下滑

　　人口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所谓总和生育率，指的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1949-1969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6左右。198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2.31，1996年降到1.8以下。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据《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

　　不过，《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未公布2017年这一数据。但据公报公布的新出生婴儿数显示，2017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758万人，二孩占比超过50%，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88万。

　　上述绿皮书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对于2018年的情况，宋树立表示，卫健委一直在持续监测，具体数据有关部门近期会公布。

　　尽管全国数据尚未公布，但有些地方陆续公布了人口预期数据，例如，被称为最敢生孩子的山东，部分城市的出生人口预期数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

　　青岛公布数字显示，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和群众生育意愿综合推算，预计2018年青岛户籍人口出生9万人左右。这一数据比2017年户籍人口出生的11.57万下降22.2%。

　　2018年1-11月份，青岛全市户籍出生81112人，同比减少21737人，降幅达21.1%。其中一孩出生减少8.8%；二孩出生减少29.0%。

　　聊城数据显示，从2018年1月起截至11月份，聊城市上报出生64753人，其中二孩出生40782人，占出生总量的62.98%，减幅为35.83%。出生人口数量较2016、2017两年呈现下降趋势。

　　再如烟台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1-10月共出生42897人，其中二孩20179人，占出生总数的47.04%。预计全年出生6万人以内。

　　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注意到，这一预测数据明显低于烟台2017年7.26万的出生人口数。

　　潍坊的情况则是，2018年前11个月，全市户籍人口出生近10万人，同比减少近3成，其中二孩6万余人，减少近4成。

　　除山东外，其他地区也出现出生人口数下降的情况。例如，2016年江苏镇江办理生育登记总数明显增长，达到了17349人，其中二孩增幅达53%，为5760人。

　　不过，2017年登记总数同比下降11.7%，为15313人，二孩人数当年虽有增长，为6190人，但7.4%的增幅较2016年相比，已明显放缓。

　　2018年，镇江市累计办理生育登记下降至14080人，其中一孩8357人，二孩5723人，同比均出现小幅下降。

　　部分医院的分娩量也可反映出生育情况。例如，北京妇产医院截至2018年11月底，分娩量达12143人，预计今年分娩量近1.4万人，与2017年全年15203人的分娩量相比有所下降。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显示，中国在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约1500万以下。而这一数据较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少超过200万。

　　深入推进生育政策相关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在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8的出生人口需要在更长时期里客观看待。

　　出生人口规模受到育龄妇女规模与结构的影响。陶涛表示，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的规模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是下降状态，相应的出生人口也进入下行通道。结构方面，整个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是在提升的。2015年数据显示，在所有育龄妇女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40岁以上，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数据显示，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陶涛指出，2017年全国结婚人数大概是1063万，同比下降7%。近三年以来，平均的初育和生育二孩的年龄都往后推了1岁，这些也会对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水平是会产生影响的。

　　“从200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大概是1500—1800万之间波动，最近受到政策调整的因素，还有龙年、羊年等生肖选择的影响，波动也是在加大的。”陶涛说。

　　在我国生育状况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陶涛表示，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口的监测。“城镇化的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婚育的推迟，所有的因素都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一些影响。90后成为了生育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加强人口监测，进一步掌握人口生育模式、生育规律，这是十分重要的。”她说。

　　一些年轻父母“想生不敢生”的情况也值得关注。陶涛表示，在很多调查中发现，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顾虑，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呼声比较高，主要反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期盼。我们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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