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指的是那些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却被忽视的风险，这些平时都能看得见、大家习以为常的风险往往容易被忽视。“黑天鹅”主要指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或问题，这类事件难以想象和预测，一旦发生其影响极大。陆磊认为，中国面临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波动。
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各国普遍认为，市场竞争环境下价格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物价稳定就能在较大程度上代表宏观经济稳定。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一政策框架并非完美。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物价稳定，但金融资产价格飙升，积累了巨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处于强劲上升期，在此期间，全球CPI涨幅基本稳定，但同期初级商品价格和MSCI全球股指上涨超过90%，美国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超过50%，累积了巨大的风险。
以史为鉴，对于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应清晰认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判断是：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
风险根源在于高杠杆。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同时，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明显增强，呈现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特点。如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等。
“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只有货币政策还不够，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说。
周小川表示，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时，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因此，当前亟需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认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此前，我国已经开始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例如，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2018年还将把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等。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成功转型，意义重大。”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这将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更加与时俱进和适应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也将使央行通过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综合运用，更有效、更精准、更直接地实现政策目标，并实现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工具的优势互补。
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绝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稳健，金融市场上的加杠杆和投机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抑制，企业和居民的正常融资需求也得到了保障。
央行在《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将继续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体系，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继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金融价格杠杆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架构，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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