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一些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与社会公众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企业内部的反腐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企业依据国家法律完善内部反腐制度即可。可以出台法律规定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反腐制度，也可以出台全国性的强制标准，引导企业实现内部规范管理，有效预防和处置内部腐败风险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邮件内部通报了一起员工受贿案件，其旗下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某因涉嫌在职期间收受贿赂等问题被移交警方。

　　包括今日头条在内，近年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掀起了内部反腐风暴，多名公司高管因腐败事件被移送司法机关。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企业通过查处并通报这些内部的腐败案件，可以提醒和警戒企业员工坚守企业制度和廉政底线。对此，国家层面可以考虑出台相关制度，引导民营企业进行内部反腐。

　　企业内部反腐关乎公共利益

　　今日头条的通报称，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火山小视频原运营负责人黄某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取合作方大额行贿款以及购物卡等礼品。

　　此外，黄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平台政策漏洞和一些活动规则透露给有利益相关的合作方，使其利用政策漏洞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或在活动中扩大额外收益。

　　根据今日头条的通报，另外两名火山小视频原运营员工违反公司利益冲突申报制度，违规操作使自己或亲属成立的合作方获利。

　　今日头条对黄某等3人作出开除处理并且罚没年终绩效奖金，扣除全部期权，将其行为记录到阳光诚信联盟的共享信息系统。

　　根据今日头条的通报，黄某已被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所谓阳光诚信联盟，即包括腾讯、京东、百度等数十家互联网企业联合组成的行业组织，一旦联盟中某家企业内部发生腐败事件，当事人信息将会上报联盟，而其他联盟成员公司将拒绝录用相关违背职业道德的失信人员。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2017年5月，互联网行业通报了数十起反腐事件，其中，京东有8起；阿里巴巴为6起；百度、腾讯、去哪儿网等均通报有反腐事件。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认为，企业内部腐败行为关乎企业的核心利益和长远发展。对于企业而言，腐败问题越严重，企业为腐败付出的成本就越高，严重的将腐蚀企业的商业模式，关乎企业的存亡。

　　彭新林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正因为如此，企业通过查处并通报这些内部的腐败案件，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一方面可以提醒和警戒企业员工坚守企业制度和廉政底线，另一方面，可以向外界表明企业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增强企业软实力，打造诚信、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剑波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现代社会，一些民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与社会公众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一举一动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因此，企业内部的反腐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契合国家反腐败大趋势

　　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开始内部反腐，可以追溯至2010年。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7年5月发布的研究显示，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公司清理了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公司两名高管因此引咎辞职。

　　2012年7月，阿里巴巴发布公告称，经警方确认，原聚划算总经理阎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半年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阎某有期徒刑7年。

　　根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阎某担任聚划算的负责人、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万某两辆车共计53万余元。在接受“照顾费”后，阎某指定万某担任总经理的某公司为聚划算一个项目服装类目的唯一合作运营商。

　　2017年，阎某提前获释后，随即又投身互联网行业。

　　阎某之后，阿里巴巴在一份公告中表示，2012年前半年，集团共查处违规员工28人，移送司法机关员工7人，外包人员3人。

　　2014年，阿里巴巴高层人力资源部原副总裁王某，因受贿260余万元被法院判处8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2016年10月，京东对外公开内部腐败事件，在查处的10起内部腐败中，有3起案件的当事人被警方刑事拘留，涉及的腐败包括安排家属实际控制的公司从与京东的合作中违规获利等。

　　一个月后，京东再次公开一起员工贪腐案件。京东商城员工樊某利用职务便利，向商家索要股份、现金等大量财物，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到了2017年，华为公司也加入内部反腐行列。

　　2017年1月，华为公司发布了6份“内部反腐快报”，通报了6名前华为员工因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这6名员工均来自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包括硬件工程架构设计部部长吴某等人。

　　2017年12月，华为公司消费者业务集团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某被带走调查。华为公司称，滕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彭新林认为，长期以来，企业反腐尤其是民营企业反腐受到的关注和重视不够。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背景下，一些知名民营企业主动清理“门户”、自揭“家丑”，向企业内部腐败宣战，对内部腐败说“不”。

　　在彭新林看来，这个大趋势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掀起的企业内部反腐风暴，涉案人数之多，涉案员工级别之高，内部反腐力度之大，应当说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早在2011年，百度公司就在内部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通过自查和邮件通报进行内部反腐建设。

　　此外，百度公司还设立了职业道德建设部，核心成员均为从事过企业内审、检察官、警察等职业的专业人士。

　　阿里巴巴成立廉政合规部，对索取、收受贿赂、违规投资、利用职权谋私等内部员工违纪行为进行受理。

　　其他互联网公司也纷纷组建内部反腐部门，严查企业内部的相关腐败行为。

　　王剑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现代社会，企业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就包括腐败风险防范制度、内部监督检查制度。

　　在王剑波看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决不能单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内部反腐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否则，一旦发生类似行为，将对企业发展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彭新林认为，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建立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是从根本上遏制企业内部腐败现象蔓延的治本之策，也是提高企业依法治理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彭新林建议，企业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具体来说，要从加强企业内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制度、预防制度、惩治制度建设入手，把企业内部员工尤其是高管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堵塞腐败行为发生的制度漏洞，强化对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管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防范企业内部腐败的预警系统，完善查处内部腐败的惩戒机制。”彭新林说。

　　一个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对于民营企业加强内部反腐制度建设，在国家层面是否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为民营企业提供内部反腐制度保障呢?

　　王剑波认为，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企业依据国家法律完善内部反腐制度即可，值得注意的是，亟需在企业内部反腐与国家反腐之间建立案件移送衔接制度。

　　2017年7月1日，国内首个反贿赂领域地方标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开始实施，通过明确企业组织建立和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整个流程，发现、预防和管控贿赂风险。

　　基于此，彭新林认为，可以出台法律规定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反腐制度，也可以借鉴深圳市的做法，出台全国性的强制标准，引导企业实现内部规范管理，有效预防和处置内部腐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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