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开始,今年上半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近两个月更是密集“发招”。中国高层更是频频表态,要求在全国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开放水平,大力引进外资。
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吸引外资正在减速。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0.1%。
从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开始,今年上半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近两个月更是密集“发招”。
在市场开放上,中国先修后订了新的自贸区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缩减了多项外商准入限制;在改善营商环境上,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推行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中国高层更是频频表态,要求在全国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开放水平,大力引进外资。
在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时,中国乐于看到外资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领域,而部分依赖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或仍钟情于“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能会受到挤压。
这并不是外商投资环境的恶化,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中性”的外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的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以及法制化、规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
外商投资环境恶化?没根据
汤森路透近日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美国公司参与的在华并购交易金额从上年同期的7.71亿美元降到5.23亿美元,降幅达32%,降至2014年来的最低值。
在8月3日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应称,并不了解这一数字的具体的情况,但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以人民币计,美国企业在华并购实际投入的金额除2015年同比有所下降以外,其他年度均呈上升的态势。今年1-6月,美国企业在华通过并购方式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了2.3%。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并购的方式来华投资,我们于近期进一步简化了对外资并购的管理程序。”高峰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所以在并购数据上出现较大的差异,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统计口径的差距。此外,中国以人民币为标准统计,而国外以美元为标准,随着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统计结果。
“我们的并购数据是根据各地报表或注册批准项目的统计,而它们可能根据各自工商部门或者企业协会进行的统计,其标准有的是以签约为准,有的是以到账为准,有的以建成为准,所以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归的政策也会影响美国企业来华投资。白明表示,特朗普上台以后,降低了美国工业企业所得税,增加了边境税,加上美国燃料价格的逐渐降低,抵消一部分劳动力成本劣势,两国的经营成本差距有所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0.1%。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较为乏力,上半年各级政府频繁出台了多项吸引外资的政策,不过政策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跨国公司接收到政策信号之后对投资进行研究、调整需要时间。
郝红梅表示,目前国际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跨国公司投资意愿降低,部分产业已由离岸生产转向近岸或在岸生产。而从国内看,外资在经历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阶段,外资流入增速放缓可能成为一个常态。
实际上,近来外界存在不少声音质疑中国投资环境出现恶化。近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报告称,面对中国复杂的营商环境及其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外资企业只能长期保持谨慎态度,并担心中国的政策措施偏袒本土企业。
高峰在回应这一问题时称,上述报告显示,去年77%的受访美国企业在华实现了盈利,比前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73.5%的企业实现了收入增长,较前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营商环境是在不断改善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白明认为,说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是没有根据的,部分国外企业可能对新的经营环境存在误解。
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过程中,部分低端产业的竞争力确实在消减,部分企业开始转向东南亚。中国不能继续依靠过去的低劳动成本、不计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如今更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一些欧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随着我们节能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压缩,这并不是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白明称。
另一方面,过去中国对外资的招商引资很多是靠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部分外企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但如今内外资统一,“超国民待遇”时代已经过去。
“未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更多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而不仅仅是土地、税收的优惠。”白明说。
吸引外资文件密集发布
从今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上发布了多项政策措施,中国高层更是频频表态,要求扩大开放水平,大力引进外资。
郝红梅认为,近几个月来相关政策与高层表态的频频发布释放的一个明显信号就是,中国正在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她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运行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在此背景下,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新常态下,外商投资将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今年1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这一新时期吸引外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放宽了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领域多个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并围绕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领域出台了20条具体措施。
在市场开放方面,6月中旬国务院印发了自贸区新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了限制性措施,减少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医药制造、道路运输、保险业务、会计审计等10个条目、27项措施。
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减少了30条限制性措施。
白明表示,中国近年来的市场开放程度在不断扩大,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已从最开始的190多项特别管理措施缩减为95项。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7月30日,商务部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和关联并购的,适用备案管理。
在近日的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还参与制定了《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这是全球投资便利化领域达成的第一份专门文件。
郝红梅表示,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正在深入推进,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当前逆全球化的风潮下,中国作为吸收外资的大国,同样是对外大量投资的大国,在金砖国家中站出来表露自己的姿态,对世界风向性的引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策频出的背后,是高层对海外投资的高度重视。
7月1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的16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发表了讲话,强调要尽快在全国推行在自贸试验区试行过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加快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电子商务等竞争性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
在7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加大引进外资力度方面进一步部署了五大措施,涉及负面清单推广、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外国人才签证发放、鼓励中西部承接外资转移等多个方面。
白明表示,政策面频频鼓励加大吸引外资一方面是为了稳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出现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局面,中国需要加大外资吸引力度。
“此外,中国也并非单纯看中了外资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外资带来的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经验。这些与中国产业、资源融合对接,有助于我国优化产业资源配置,这有利于中国打造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白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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