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让世界瞩目。北上广深已拥有全球竞争力，国家中心城市增加到了9个，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国家城市群增加到8个，“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大战略正徐徐展开。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该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作首席研究员，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历时大半年时间联合完成。课题组回顾了4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波澜壮阔的宏大历程，解读4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一二三”成功密码，论证4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五项标志性理论与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城市面临的四项严峻挑战，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成功的40城市。

　　40年，谁是最成功的40城？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40年。这40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长到8.1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中国城市发展成就，是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体现。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教授曾对课题组给予很大的指导和支持。他表示，中国城市崛起加快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万美元，排名闯进全球前70名。40年，中国脱贫人口7亿。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国城市和城镇化的转瞬质变可以媲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任何一次重要转折。“1978年，城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寥若晨星，但是短短40年时间，城市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旋律’。”倪鹏飞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中国城市的崛起，起步于以数量扩张为主阶段，期间，小城镇快速增加，新城市大量设立。沿海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上世纪80年代深圳崛起，上世纪90年代浦东崛起，沿海地区还涌现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紧接着就进入以规模扩展为主的阶段。先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各地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功能单一的产业区建设得到加强。伴随着工业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城市化逐步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建设功能综合以居住为主体的新城区开始成为热点，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地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此后，为扩大城市规模，许多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县级市或者县调整为上一级城市的一个区。区位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大城市附近的新城区，如滨海新区、郑东新区等成为城镇建设中的重点。

　　在经历了数量扩张、规模扩张之后，中国城市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态势。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空间的蔓延与城镇之间交往增加，分工协作的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一网数带数十城市群、数百都市区、数千个城市、数万个小镇”的城市体系正在形成。

　　那么，哪40个城市入选了呢？她们分别是：深圳、广州、厦门、珠海、佛山、中山、汕头、乌鲁木齐、北京、三亚、苏州、郑州、上海、天津、东莞、太原、兰州、南昌、江门、常州、大连、重庆、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合肥、芜湖、青岛、武汉、长沙、成都、昆明、西安、银川、温州、福州、济南、株洲、南宁等。

　　“40个城市中有23个城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且大多数城市为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发展的极化阶段使得中心城市更有优势。”倪鹏飞介绍了这些城市呈现的第一个特点。他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与外界联系越便利的区域越能实现改革与创新，而东南沿海地区具备这样的天然优势。过去40年，中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按照先聚集后扩张的发展规律，资源会向经济相对较好的区域聚集，也就是东南沿海和一些区域中心城市。

　　第二，高城市行政级别促进城市快速发展，40个城市中包括4个直辖市、12个副省级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18个省会城市。它们均具有较大的城市规模，比如，4个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包揽前四名。同时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即使受区划等外部因素影响，40城的收入水平至少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第三，改革创新促进城市快速发展，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发展政策。倪鹏飞认为，未来国家政策仍会在城市发展中继续产生影响。

　　城市崛起催生新的经济现象

　　“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南北分化加剧，以东中一体和‘一网五带’为标志的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越发凸显。”课题组成员沈立博士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他谈到，中西部核心城市通过外引内聚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而东部地区核心城市资源要素在向周边及其他地区外溢。其次，经济增速“南高北低”日趋明显。最后，东中一体和“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日益清晰。

　　课题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人口持续回流，东中一体趋势加强，“北雁南飞”成为新趋势，城市间人才大战日趋激烈。首先，中西部地区经济强劲增长带来人口回流，东中一体的趋势日益明晰。其次，城市群核心城市人口持续流入，特别是中西部核心城市的单核集聚效应不断强化。再次，“北雁南飞”成为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新趋势。南方省份人口持续净流入，而北方地区的人口则在持续净流出，并且范围有所扩大。最后，人口争夺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战场。

　　倪鹏飞谈到，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发生产业空间重构，东中一体趋势日益加强。在城市群之间，制造业向中部城市群集聚，高端服务业向东部发达城市群集聚，非城市群内城市制造业向城市群集聚，产业结构趋于低端服务业化。在城市群内部，成熟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趋于高端服务业化，制造业向周边扩散；成长中城市群内核心城市通过外引内聚实现制造业加速集聚。

　　课题组认为，中国城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已经从1978年的星星之火发展到2018年的燎原之势。在这40年中，城镇数量快速增长与规模急剧扩张并存，城市人口惊人聚集与城市社会加速形成相依，城市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齐驱，城市空间快速蔓延与时空距离不断压缩同在，城市微观经济和社会治理日趋迈向现代化。

　　城市成功崛起的“一二三”密码

　　中国城市崛起有许多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中国城市崛起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改革和开放。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城市崛起的因素与机制源自“一二三”。

　　倪鹏飞进一步向记者详述“一二三”，即释放一个动力，通过两个手段，利用三种力量。一个动力即行为主体追求自我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火种；两个竞争手段即市场竞争和政府竞争——吹起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春风；三种力量即全球分工、伟大的农民工、非农集聚——中国城市星火燎原的燃料。

　　倪鹏飞表示，市场竞争与政府竞争让中国城市快速形成和成长。过去40年，中国各类具有相对独立责权利主体的塑造，使得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都存在参与和面临竞争的可能。而政府向市场逐步让渡资源配置权的改革和主动融入世界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开放，使得各类主体都面临着国内外的市场和政府竞争。由于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优点和问题，决定政府竞争与市场竞争成就了城市奇迹般的崛起，也带来一些城市在崛起中的烦恼。

　　中国城市崛起三种重要杠杆力量分别是全球分工、广大农民工的贡献和非农聚集。

　　第一，全球分工让中国城市获得外溢效益，实现效率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不仅提升了中国城市生产效率，也为中国城市带来了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全球的市场。

　　第二，中国农民工既有数量比较优势，更有质量比较优势。1978年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得巨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加上当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也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这使得中国劳动力具有十分巨大的数量比较优势。此外，中国高度重视科教兴国战略，使得国民的素质迅速改善。

　　第三，非农聚集使获得规模报酬递增与累积因果效应成为可能。全球的资金、技术和产业，碰到中国的巨量的高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两者相吸必然产生非农活动即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趋势就是非农聚集，而这个聚集只能发生在幅员辽阔大地的一些空间里，因而必然导致不同区位空间的竞合。一方面，通过外部竞争压力，迫使城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另一方面，通过竞争，也使城市发现优势，逐渐错位发展，进而实现合作，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实现多赢。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积累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为新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需看到，中国城市化、规模经济等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在倪鹏飞看来，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还有多种可能。

　　他谈到，中国城市的未来是智能型的城市，到2050或者2100年，世界将是完全城市化的社会，全球城市化人口达到70%。未来科技对人类的改变将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改变，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就意味着城市进入智能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深度发展，中国城市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中心。中国可能出现全球科技、经济、文化等最强大的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也可能出现全球最具个性或者最多样化的大都市和小城镇。中国城市将为人类文明作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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