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20世纪、21世纪科学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各个领域发展空前活跃，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国内对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介绍和记载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之不够。”今天，“纪念《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暨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尤其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的记载分析工作，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根本做得一塌糊涂。”

       在杨振宁看来，关于科学发展的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方向。一个方向是要跟近代的科学发展紧密地、近距离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工作“限于笼统”，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杨振宁列举了自己的老师吴有训先生的事例。

　　吴先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一位重要的人物。上世纪20年代时，吴先生是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的学生，帮康普顿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不知道谁发明出来一个名词‘康普顿—吴效应’，但是我在国际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名词。”杨振宁说，“有人要表扬吴先生的工作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于是别人就引用。这既是对历史的不忠实，对吴先生的不尊敬，也是对中国年轻人的误导。”

        杨振宁还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振宁与李炳安合作，对我国物理学家赵忠尧在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溯研究。“我听说赵先生晚年看到我们的文章才了解到，为何他当年重要的工作没有得到国际认可。”

        关于正电子的产生和正电子的湮没，赵先生在1929年前后就率先通过实验得到了正确而关键的结果。杨振宁介绍说，当时只是研究生的赵先生与另外的“大牌”物理学家的工作方向一样、结果不同，可是因为“咖位”问题，赵先生的工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实际上回头看，“大咖”的实验不够小心，数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赵先生的工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我很得意的是，我和李炳安澄清了这个事情。”杨振宁说，“但是这样的工作还有很多，都没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