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不找我，我就找线索，为了抽查核实，我们就通过手机导航进村、打着电筒入户。”红河州纪委干部表示，如果白天群众下地劳动，我们的干部就晚上到群众家里了解情况。

　　“村干部在场，有的群众有顾忌，不敢讲真话，我们就避开村干部，直接进村入户，和群众拉家常、讲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了解真实情况。”曲靖市陆良县第五纪工委副书记、监察分局局长杨岚和同事参加县纪委组织的专项督查，每天步行1.8万步以上。

　　曲靖市罗平县通过“隔级督查”，访邻问友收集问题线索，即县纪委直接抽调督查组到村组，与群众面对面收集、一对一处置。今年以来，发现问题线索38个，立案查处12人。

　　昆明市寻甸县纪检监察干部戴“小红帽”入村，亮明身份，收集问题线索。今年以来，发现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4个，问责23人，问责3家单位，立案7件，给予党纪处分13人。

　　云南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对相关问题线索进行了3级排查，对排查出的312个问题线索按程序全部移交办理。

　　7月以来，各州市、县（市、区）纪委以及省纪委各派驻（出）机构排查出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共计652个，其中，各州市、县（市、区）纪委排查问题线索474个，省纪委各派驻（出）机构排查问题线索178个。

　　谁敢动扶贫“奶酪”，谁就要付出代价

　　“排查移交问题线索总量不够多、责任落实还存在盲区、线索排查和移交质量还需提升……”云南省纪委的通报直指问题。

　　“我们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去、针对问题查，建立线索排查、线索移交、线索处置、问责追责、报告通报五项工作机制和制度。”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陆俊华表示。

　　直通“最后一公里”监督检查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纪检监察干部进村入户、东奔西走，监督触角直抵“神经末梢”。

　　“6年多时间，红河州泸西县永宁乡大中寨村党支部书记陶永兴违规领取弟弟陶某某一户3人的低保金归自己使用。”接到举报后，红河州纪委包案督办，泸西县、永宁乡两级纪委跟进调查，迅速查清了陶永兴长期侵占群众低保金的事实。

　　纪律是红线，谁敢动贫困群众的“奶酪”，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勐海县民族小学原校长丁志荣、原司务长李凌宇套取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违法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寻甸县功山镇侵害群众利益的任建荣、李文金、毛吉忠被开除党籍，受到严肃处理……

　　今年1至7月，昆明市查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11个，处理领导干部1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0人，诫勉谈话4人，通报批评4人。

　　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形成震慑

　　打开云南省纪委网站“曝光台”栏目，扶贫领域违纪案例赫然在目。对违纪典型案例的通报曝光，在云南已形成常态，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明显。今年以来，云南省纪委网站共通报曝光扶贫领域典型案例83起141人。

　　“优亲厚友受处分，新任村官悔不当初”的标题就是5月17日在“曝光台”栏目中，通报曝光的一个典型案例。泸西县白水镇果衣村委会副主任赵小其在上报本村贫困户建房贷款申请名单时，擅自改变集体研究决定，优亲厚友，违反了纪律，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网上，面子都丢尽了，我对不起组织和家人，也辜负了那些信任我、选我当村委会副主任的群众。”面对记者，赵小其深表愧疚。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纷纷拿起点名曝光的利器，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有的以书面形式进行通报，有的以网络形式进行曝光。

　　除了对违纪典型案例进行通报曝光，云南省还加大对扶贫工作不力问题的曝光力度。

　　“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请假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和报备，我向组织承认错误。”麻栗坡县扶贫开发局副主任科员徐某某弄虚作假，驻村队长被问责的情况被全省通报曝光。

　　昆明市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发在线监督软件，实行了“微信”打卡，对扶贫干部进行在线监督管理，让“不作为”的扶贫干部无处遁形。

　　“脱贫攻坚是必须打赢的"硬仗"、必须拿下的"山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解决好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能不能""敢不敢""会不会"的问题，切实把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担在肩上、落到实处。”8月15日，云南省纪委召开全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参会人员一竿子插到村，6.3万人参会。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陆俊华在会上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

　　云南在畅通群众诉求“五级联动”监督平台的基础上，增加“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窗口，让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延伸到村，提高线索举报处置时效，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以反映问题。（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洪涛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何咏坤 通讯员 陈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