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忠孝”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和修养。因此，古代家训宣教忠孝思想的情况非常普遍。孔子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把孝悌置于崇高地位。唐代最著名的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把孝悌作为家法的基础，这在古代家训中很有代表性。

　　中国古代孝是处理家庭伦理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忠是处理国家政治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悌作为世人立身行道的开始，尽忠是事君的基本要求。

　　家训对中国人勤俭节约品格的养成，起了很大作用。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勤奋程度决定功名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曾国藩曾劝诫子弟，“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

　　中国古代明君在训诫王储子弟时更注重“俭”。周文王告诫太子姬发“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吸取殷人酗酒乱德、荒政失国的教训。唐太宗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力行节俭，要做个明君。

　　“俭以养德”是中国古代士人修身养德的关键所在。诸葛亮劝诫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勤俭的反面是骄奢，司马光认为，“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劝诫儿子“以俭素为美”。

　　勤俭之家培养出来的子弟，自然廉洁奉公。唐代浙西观察使李景让幼时，家中墙壁塌了，不意获数十万钱，其母认为不应“无劳而获”，将其重新封藏，并以此劝勉诸子要“学问有成”。正是其母勤俭持家，不贪钱财，才将李景让培养成为廉洁奉公的一代名臣。古代多数清官廉吏与其小时候家风、家教和家训不无关系。

　　谦虚礼让是中国人修身处世的优良美德和品格，也是家训宣教的重要内容。唐代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旨在说明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义让、谦让，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让是处理家务和家人关系的最好方法。清代吴汝纶在《谕儿书》中讲“忍让为居家美德”，要求子弟反省自己，提高修养，避免“以小恶弃人大美”，影响家庭和睦。

　　权宦之家更要约束子弟，学会谦让，防止骄傲。曾国藩以家族“门第过盛”，常告诫子孙出门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要戒除“傲惰”，“常存敬畏”，不要侮人，“恃才傲人”。

　　中国人相信《周易》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并把积善修德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朱柏庐认为“富贵者，积德之报”，劝诫子弟“积德亦随在可为，不必有待”。《义庄规矩》《郑氏规范》等家训中就劝诫子弟积善积德，对贫弱、疾病、孤寡等弱势者进行救恤、帮扶。因此，家训是培养和养成中国人尊老爱幼、扶贫济弱和积善修德等优秀品格的关键一环。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选贤用能的优良文化传统，孔子诫子鲤曰，“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把学习诗、礼，上升到个人为人处世和接人待物的高度。以诗、礼立身，后来成了中国家训的一个传统。

　　隋唐科举制兴起，“以文取士”成为选举主流，诗书传家逐渐成为后世家训的主要特点。颜之推深感社会动荡无常，认识到立身的根本在于学习，劝诫子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其《颜氏家训·勉学》云：“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他告诫子弟人生贵在“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韩愈训诫儿子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唐代以降，“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求取功名，以诗书传家的观念，成为士人最高追求，对中国人好学性格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

　　总之，中国家训中宣传的忠孝仁心、勤俭持家、廉洁奉公、谦虚礼让、积善修德，以及诗书传家等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培养了无数贤明卿相、威猛将帅和文化名流，对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人优良品格的养成，是凭借古代无数家训的宣教，以及贤良百姓一点一滴的共同努力树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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