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记者 潘琦 报道

　　9月28日一早，邹毅在自己的微博上敲下了“超级一级优!”几个字，与之一同给出的，还有“PM2.5浓度值为5微克”。

　　“按照标准，PM2.5浓度值低于35微克就是优，但35微克和5微克也有好大距离的。同样是优，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言语间邹毅难掩兴奋的语气，“(5微克)只有在三亚或香格里拉才比较常见。”

　　从2013年开始，邹毅就坚持把每天同一时间、同一位置的天空拍下来，制成“北京空气质量视觉日记”，由于这些照片拼在一起，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空气质量的变化，所以邹毅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一目了然”。

　　“客观上感觉北京的空气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我这边的数据就能说话了。”邹毅说。邹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8月的达标天数比2013年8月多了8天，月均PM2.5浓度值更下降了近20微克/立方米。

　　事实上，邹毅的感觉和官方数据是一致的。

　　来自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从2013年的175天升至2016年的198天。而大家最为关注的PM2.5的年平均浓度则从监测首年2013年的近90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今年上半年更是下降到64微克/立方米。

　　2013年以来北京空气部分污染物浓度变化曲线(潘琦 制图)

　　“如果从各项具体指标来看，表现还要更加抢眼。” 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占山告诉北京时间记者，以二氧化硫为例，其浓度值连续5年下降，已从2012年的年均28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16的年均10微克/立方米，降幅高达64.3%。

　　“这表明北京蓝天的含金量其实更高了。”说到蓝天，王占山和邹毅不谋而合。

　　研究者：数据监测从手工测量到实时生成

　　北京蓝天含金量提升背后的秘密就隐藏在王占山所在的监测中心——数十个蘑菇头一样的空气采集装置布满了这栋灰色小楼的楼顶，飘散在空气中的各种颗粒物就在风机的作用下，通过细长的管道进入楼下实验室的科学仪器中，并最终转化成屏幕上数字和图表。

　　这是空气质量监测的第一步。监测中心自动室工程师张博韬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做好相关的维护保障工作，以保证这些以捕捉微小颗粒见长的精密仪器能够实时传送出准确的数据。

　　张博韬介绍说，像监测中心中这样的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北京市还有35个，主要分布在北京市的平原地区，其中最远的一个，到监测中心的路程超过100公里。

　　对于已在这些子站之间奔波了6年的张博韬来说，这项工作让他早已练就了“十项全能”。

　　由于仪器设备大多布设在室外，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的户外进行长时间徒手操作已是家常便饭;由于很多子站位置偏远、道路不通，依靠人力搬运沉重的设备和耗材也是稀松平常。

　　“我们既要有灵巧的双手，又要有强健的体魄。既能当工程师维护校准设备，又能当搬家公司搬运仪器，还能修空调、做电工、当装修工人。”29岁的张博韬笑着说，“我们这些独生子女在家连螺丝刀都没拿过，现在我们好多同事，家装都能自己动手。”

　　空气质量数据就来自于张博韬正在调试的仪器中(潘琦 摄)

　　张博韬告诉北京时间记者，近五年来，监测中心已新增了上百套仪器设备，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于监测大家最为关注的——PM2.5。

　　在2012年之前，中国空气质量标准中关于颗粒物的指标还仅局限于PM10。2012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将PM2.5纳入，北京成为首批开展监测项目的城市之一。

　　“刚开始的时候不像现在，对PM2.5的监测主要靠手工测量——就是先将一张圆形的薄膜放置在仪器中采集24小时的PM2.5颗粒，再拿回实验室进行称重，增加的重量就是24小时PM2.5的数值。”张博韬说。

　　张博韬告诉记者，一张空白膜的重量只有370毫克，只相当于一张A4纸的十分之一不到，而像天特别蓝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只会增加一点几毫克——也就是几根头发丝儿的重量。“因为对称重精度要求非常高，秤膜的实验室都是恒温恒湿的”。

　　而如今，随着离子色谱、重金属、激光雷达等多种专用仪器设备的上马，直接或二次生成PM2.5的各种颗粒物均能被一览无余。而且张博韬和他的同事们也不用长时间等待就能实时地获取相关数据。

　　张博韬告诉记者，虽然都是PM2.5，但其实每个地方、每次空气污染中PM2.5的构成其实是不同的——即便是相同的数值，成分可能也不相同。而研究PM2.5的组分，主要就是希望找到每次空气污染的成因。

　　“道路旁边受惠于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比较多，PM2.5中硝酸盐就会比较高。而如果是燃煤污染，释放的更多是二氧化硫，硫酸盐在PM2.5中的占比就会更大。” 张博韬向记者举例。

　　作为监测中心大气室的一员，王占山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以及气象要素条件等作为依据来进行空气质量预报工作的。

　　“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污染源排放和气象条件。”王占山解释说，“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污染源排放，虽然很多时候雾霾的形成是因为气象条件不利于扩散，但如果没有污染，气象条件再不利也不会有雾霾。”

　　“除此之外，我们几个预报员也会参考一些客观的预报手段——比如统计模型和数值模型，综合主观客观结论后再进行会商，最终给出预报结果。”王占山还告诉记者，包括二氧化硫、PM10在内的空气污染物常规有6项，但目前首要污染物总体以PM2.5为主。

　　这些预报结果每天都会通过官网、微博、手机客户端、电视台等渠道向外发布，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参考。

　　除了公众服务，空气质量预报的另一大功能就是为政府提供管理支撑。

　　“比如说，预报未来连续3天有重污染过程，那么管理层就可以一方面发布预警，一方面制定应急减排措施。气象条件控制不了，但是污染源可以控制——减排哪个方向，减排多少量。”王占山说，这些科学依据，让空气污染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

　　统筹者：协调锅炉改造一天奔波400公里

　　事实上，王占山和他的同事们的价值并不只在短期的空气质量控制，作为近5年来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行动指南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清空计划”)，同样是基于来自于王占山等科研人员的相关数据和研究结果而编订的。

　　“监测中心的数据很好地帮助了我们有的放矢的制定相关政策。”曾景海是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副处长，他所在的大气处负责统筹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统筹编订了“清空计划”。

　　曾景海告诉北京时间记者，通过分析，他们发现北京市PM2.5来源很多，但最主要的来源为机动车、燃煤、工业源和扬尘四块。现在北京大气治理的思路，包括控车减油、清煤降氮、工业源治理等治理措施的出台，都源自于此。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的PM2.5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二次产生，它是很多物质反应后生成的，直接排放的只占小部分。”曾景海补充道。

　　所以，“清空计划”就根据对口部门进行了任务的分工，由各部门共同完成。而据曾景海透露，由于涉及到各部门间的协调，“清空计划”从开始起草到最终出台，前后共花去了半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几十轮修改，才最终成型。

　　回忆起五年前编写“清空计划”的日子，曾景海仍记忆犹新：“大家各有分工，通宵达旦地弄。为了保证第二天还能有战斗力，我们就轮班加班，谁前半夜、谁后半夜，后半夜的就一直弄到天亮，那段时间真的特别的紧。”

　　在曾景海看来，环保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它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到各方各面。“它涉及到老百姓(603883,股吧)自身的生活需求——像用煤用车，也涉及到北京发展的历史状况——比如城市的膨胀。”曾景海解释说，“从来源来讲，治理单靠环保局一家是不现实的。”

　　以“清煤降氮”为例，就涉及包括环保局、经信委、农委、城管委、燃气集团、电力公司等在内的多个部门，在治理过程中更涉及诸多复杂的协调工作。

　　“很多时候都需要现场协调，光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跑了五六百个锅炉改造点位。有的时候点位之间相隔比较远，一天下来开车400公里是常有的事。”曾景海笑称自己在兼职灭火队员。

　　作为清空计划中“压煤”部分的主笔，36岁的曾景海也是北京“清煤降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之所以控制燃煤，是因为燃煤是北京市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最主要来源。而二氧化硫不仅是生成PM2.5中硫酸盐的前体物，同时也对人体也有一定危害。”他解释说。

　　老家在云南的曾景海还清楚记得自己2000年刚来北京上学的日子：“冬天时去胡同里面闲逛，就能闻到明显的煤烟味，有时觉得熏得慌。”

　　改造后的华电热电公司向天空排放的烟如同白云一般(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北京治理燃煤污染就始于上世纪90年代。

　　“那个时候北京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特别是燃煤污染比较重。所以就开始寻求引入清洁能源进行替代。”曾景海说，于是从北京市的核心区开始，由内而外的清理茶炉大灶和居民用的散煤。到2008年奥运前夕，城六区20吨以下燃煤锅炉就基本完成清除。

　　“2009年以后开始清吨位更大的锅炉，等到2015年的时候，就基本实现了城六区无燃煤锅炉。”曾景海说。

　　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社区，紧挨着知春里中学、有着30多年历史的双榆树供暖站为周围4500多户居民提供冬季采暖。2014年，随着北京“清煤降氮”工程的推进，供暖站的燃煤锅炉被燃气锅炉所替代。

　　在供暖站工作了13年的站长马玉彪告诉记者，在改燃气之前，由于锅炉对煤炭的需求量巨大，为锅炉配套的近千平方米煤场每年一到10月份就开始进煤，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3月。而在这期间，煤场就成了周围邻居们吐槽的对象。

　　“你努力苫盖得再好也没辙，尤其是一刮风，包括学校、居民楼都开不了窗户。学校也找过，邻居也找过，不过大家都挺好，也知道确实克服不了。”马玉彪回忆说。

　　“尤其是开始储备煤的时候，运煤车连着运几天，一卸卸一宿，肯定扰民啊。”马玉彪说，过去半夜进煤的运煤车辆也对周围的居民影响不小。

　　而如今，原本一到采暖季就煤灰飞扬的煤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停车场，锅炉房的环境更是大变样，这让作为煤场工作人员的马玉彪也十分感叹。

　　“过去供暖站的上煤工、出渣工就跟煤矿工人似的，每天洗澡都洗不干净。现在不光环境干净了，操作也简单了，都是自动化的，按下按钮就行。”马玉彪说。

　　双榆树供暖站是北京消减燃煤锅炉的一个缩影。截至发稿时，北京城六区和通州区已经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而到今年年末，基本无燃煤锅炉区域更有望扩展到南部四区的平原地区。

　　受益者：煤改电让居民告别煤灰渣土

　　在知春里社区向南10公里的北京市西城区校场社区，这里则经历着另外一种形式的“清煤运动”。同样是2014年，社区里的近4000户居民完成了“煤改电”。

　　和位于北京市三环外的知春里社区不同，校场社区位于北京市二环内，主要由近400个平房院落构成，楼房仅有2栋，在“煤改电”之前，住在胡同里的社区居民们主要依靠自家烧煤取暖甚至做饭——而这些用煤需求就是曾景海所说的散煤。

　　“散煤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更容易堆积在近地面，污染非常大。”曾景海回忆说，所以在进行“煤改电”时，受到了居民们普遍欢迎。

　　“其实在‘煤改电’之前，我们还尝试过改燃气和热力管线，但因为老城区胡同太狭窄，施工困难，很难实施。所以后来就选择了‘煤改电’这个技术路线。”曾景海解释说，“最初先是在文物保护区试点，然后开始大范围推广。”

　　78岁的郎立林在跟北京时间记者提起‘煤改电’以前的空气时，直接引用了一句俗语：“过去北京有句老话，叫‘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子’，就是说刮风的时候出去一身满是灰，等到下雨那煤就变成了墨水。现在空气好多了，衣服领子也不黑了，过去领子出去就黑，落尘都落这了。”

　　郎立林住的地方不大，但整个冬天下来，也要用掉2000多块蜂窝煤。

　　“取暖烤火、做饭烧开水，离不开。我自己去拉，一车400块煤。”郎立林告诉记者，过去校场社区周围有几个煤场，近的有三五里地的距离，用板车拉一次煤前前后后要一个多小时，最后落得满身大汗。而到了2008年之后，随着煤场陆续关停，再用煤，要跑更远的地方。

　　80岁的胡尚仁1962年嫁到校场社区，在这里已经住了55年，婆家是独门独院，共9间房。由于家里房间多，胡尚仁家用的是一个三个火眼的大炉子，一到冬天，取暖的煤就摆满了北屋外的走廊，400块煤一车的蜂窝煤，至少要用掉9车。

　　胡尚仁手指的走廊墙边还存有当年蜂窝煤留下的印记(潘琦 摄)

　　“麻烦。”一提起烧煤，胡尚仁脱口而出这两个字。

　　“一个火眼4块煤，烧完了就得换，一天搬进去多少煤，就得搬出去多少煤。有的煤不好，碎在炉子里，就得拿钩子钩炉灰，还有的刚夹出来就碎了，掉到地上，满屋子土。要是炉子灭了，还得拿煤球去换，非常麻烦。炉子也爱灭，今天不是你家灭了，就是我家灭了。”胡尚仁说。

　　但麻烦并没有换来更好的取暖效果。胡尚仁说，每到晚上九点一封火，屋子里就全凉了。“不封的话不行啊，一会就着完了，夜里老得看着，就是封火等到第二天一早起来，还得看火还着不着。“胡尚仁解释说。

　　如今，电采暖器每天晚上9点到早晨6点自动运行，和以前用煤的时候正相反，晚上整个屋子都是暖的。白天如果有太阳，屋里也不是很冷，要是觉得冷了也可以多开一会，用着比以前还舒心。

　　胡尚仁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来用煤的时候，一个冬天要有八九千的花销用在取暖上。而改成电取暖之后，由于用的是谷电，每年用在取暖上的电费只要七八千，而且还能够报销三四千，等于比之前少花一半的钱。

　　针对居民 “煤改电”后的使用成本，曾景海和他的同事们专门制定了补贴政策。

　　“我们通过和电力公司协商，外电网的建设由电力公司投资，市政府进行一定比例的补助。内电网的建设则由市区两级政府全额补助。所以建设这块等于居民没掏钱。”曾景海说，“在使用上，因为储热式电采暖器用的是谷电，所以只要3毛钱一度，而且市里和区里各补贴1毛钱，用下来和烧煤差不多，所以后来都主动要求改。”

　　曾景海回忆说，到2015年，东西城就基本实现无煤化，因此而受益的居民超过30万户。

　　另据了解，除了锅炉和散煤，燃煤电厂和工业原料用煤也是北京燃煤的主要来源。不过，就在今年3月，伴随着位于北京东南部的华能热电厂燃煤发电机组的关闭，占北京燃煤消耗近4成的四大燃煤电厂已全部改造关停燃煤机组，以此削减燃煤量高达900万吨左右。

　　“这些煤如果用载重1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90万辆，这些车如果两辆一组首位相连，差不多可以从北京排到新疆乌鲁木齐。”曾景海举例说。

　　“总体来说，清煤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一点从二氧化硫的数值就可以看出来。”曾景海告诉记者，1998年时，北京市二氧化硫年均值在120，到2016年时，这一数值已经降到10，而今年更有望降至个位数。

　　行动者：绿色出行也是在降低PM2.5排放

　　“清煤”大幅削减了北京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而“清空计划”中同步实施的“降氮工程”、“减油控车”、“工业源治理”等措施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共同为提高北京蓝天的含金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邹毅开始拍摄并关注北京空气的时候，也正好是“清空计划”正式开始实施的时候。

　　“今年是‘清空计划’的最后一年，到今年年底要达到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像今天浓度是5微克/立方米，只相当于平均数的十二分之一。” 对于今年北京能否完成清空计划的目标，邹毅非常乐观。

　　北京空气4年变化“一目了然”

　　“现在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天气关注了——因为天气好的时候多，也就不敏感了。” 邹毅还跟北京时间记者举例，现在大家在朋友圈晒各种晚霞和云朵很多，这也是空气在变好的一个反映。

　　“这种特别漂亮的景色只有空气特别好的时候才有，这也反映出好天气慢慢变成常态了。”邹毅解释说。

　　在拍摄蓝天之余，邹毅也会把他的目光放到更细致的地方。

　　“北京通过这些年的治理，燃煤控制得差不多了，散乱污也都清理了，餐饮烧烤控制的力度也很大，北京油品和欧洲标准也差不多了，而且现在北京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80%，北京自身的污染物排放应该是越来越低了。”邹毅感叹说。

　　不过，邹毅也表示，根据研究，机动车——特别是柴油大货车和大型工程车的排放污染仍然不可小觑。

　　来自北京市环保局相关人士的数据也显示，机动车排放对北京市PM2.5的贡献率超过30%，是北京空气最主要的污染源。而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一次颗粒物可占北京全市机动车排放总量的50%以上和90%以上。

　　“为什么往往一大早天气不好，因为夜间大货车跑的太多了。要知道，一辆大货车就相当于200多辆小汽车在跑。而且夜里天黑也看不见冒黑烟，人也少，没人举报。”邹毅解释说。

　　“从上个月开始北京在六环外对进京柴油大货车进行督查控制，对于北京有巨大的好处。”邹毅对当前密集发布的政策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北京刚刚发布的土石方工程的停工令，不仅可以杜绝扬尘，还相当于一并减排了作为排放大户的大型车辆和机械排放。”

　　邹毅从2013年起上班时开始公交出行，半年多前，随着共享单车渐成规模，骑车上下班成了更方便的选择。“以前都是坐地铁，下了地铁步行，现在还可以骑车，其实大家也愿意选择让环境更好的出行方式。” 邹毅说。

　　事实上，伴随着公交网络的加密以及共享单车的出现，绿色出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股潮流。

　　由多家权威数据机构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驾车用户在10公里以下短距离出行用户占比开始减少，尤其是5公里以下下降更为明显。而在共享单车热门区域，工作日全天北京拥堵延时指数更下降了7.4%，对减排贡献明显。

　　事实上，在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蓝天、参与环保。

　　邹毅说，他也希望自己一个人的“一目了然”能够变成更多人参与的“众目睽睽”，一起让北京的蓝天更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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