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总量阀门把握得好，杠杆率就会下降

　　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

　　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十九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习近平同志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对今后的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和动员性。

　　在答记者问环节，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很快会扩大波幅、现在是否是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的好时机等问题，周小川一一回应。

　　周小川表示，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来决定，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周小川认为，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但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大家也要注意到，扩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对外开放还包括市场方面的开放，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准入进一步对外开放。”

　　至于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时机，周小川表示，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讲话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对开放、引进竞争机制作了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转轨过程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对于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金融去杠杆有哪些主要手段这一问题，周小川表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全球（各国、各地区）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

　　周小川认为，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对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另外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在转轨过程中不良资产可能会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的缺口会导致亏损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可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出现不健康的情况。不少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另外，周小川表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编者注：指经济体中隐藏的风险突然全面暴露，资产价格暴跌，导致大范围违约），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要重点防止。

　　去杠杆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去杠杆问题，周小川表示，若总量阀门把握得比较好，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既有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

　　周小川指出，在去杠杆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的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周小川表示，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对此周小川提醒，去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并非当务所急，不过要在增长的过程中注意质量，使增量部分在保持稳健的同时保持高质量。

　　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对于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协调？

　　周小川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货币政策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对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丰富。

　　他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很重要的调控手段。

　　“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的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

　　周小川称，宏观审慎的调节也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都有新的要求。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也应该有适当的提高。

　　“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周小川说。

　　十九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介绍，“双支柱”指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危机前主流央行的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稳定物价是政策目标，对防止高通货膨胀起到了很好作用。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说明，价格稳定并不代表金融稳定，危机前美国的物价稳定，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市场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跨市场风险传染性较强。

　　“因此，大家反思到，只有货币政策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还不够，金融系统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宏观审慎就是对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易纲称。

　　易纲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也在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重点关注同业、理财、表外领域

　　化解金融风险和治理金融乱象，遏制资金脱实向虚，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十九大代表、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介绍，按照问题导向原则，银监会今年确定同业、理财、表外三个重点领域。“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郭树清称，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比较小。

　　郭树清强调，银监会坚持立查立改，严肃法律、法规和纪律，严格执法、执纪。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说。

　　对于银行业如何遏制资金脱实向虚、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郭树清表示，银行业是实体经济主要资金来源，占到80%以上，实体经济的各行业都是银行业服务和支持的对象。“直接融资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从宏观来讲，直接融资比重太低，企业和项目的自有资本不足，也构成了银行业资金的风险。”

　　郭树清称，未来要继续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努力支持银行业向实体经济倾斜，重点支持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三农融资、脱贫攻坚方面的融资，同时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安居工程等重大的公益性项目，更积极、更主动地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银行业的风险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对于以后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郭树清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我们认为银行业的风险是可以化解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需要包括企业、客户、居民个人等各方面共同配合。”郭树清说。

　　郭树清表示，从银行贷款来看，首先是信用风险。“现在我们银行业总体不良资产率1.9%，是比较低的，但是各个机构的贷款分类管理水平有差别，所以需要不良贷款充分暴露，要加大处置力度，及时消化，利用资本和拨备来吸收，这样才能使银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趋势。”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要补齐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板

　　化解金融风险和治理金融乱象，中国资本市场机制体制建设也需加强。

　　十九大代表、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言时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一方面要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攻坚战，另一方面也要补短板，不能制约去杠杆的进程，要为经济结构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沪港通、深港通都运行正常，A股被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指数，证监会最近也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司治理委员会等。”刘士余说，这些都充分证明，只要把党中央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系列重要批示和指示理解好、落实好，就可以稳步地解决中国资本市场交易主体不成熟、交易制度不完备、市场体系不完善、监管制度不适应等急迫问题。

　　刘士余表示，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从现在到2020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些风险就包括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与此同时，补短板也是报告中明确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包括补齐中国资本市场短板。“我国资本市场一方面要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攻坚战，另一方面也要补短板，不能制约去杠杆的进程，要为经济结构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