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金融风险事关国家财政稳定和经济安全，是财政金融监管的应有之义，也是专员办就地履职的重点。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防控金融风险作出强调和部署。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浙江专员办依托金融监管综合平台，跟踪资金流向，按照判断、治理、防范风险的逻辑链条，依据“面—点—面”的逻辑层次，突出系统规范，强化内外联动，积极探索在驻地开展财政金融监管的定位、方向和路径，取得初步成效。

　　一、跟踪资金流向，判断风险隐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浙江专员办以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作为预警风险的“探照灯”，以金融资源流向作为风险评判指标，通过信息采集、定点观测、走访座谈、数据分析等工作，研判趋势、反映情况、发现问题，确定监管的方向和重点。如通过对银行业信贷投向的趋势分析，发现政府性项目贷款高速增长，金融资源向政府性项目集聚的趋势明显，遂将政府性项目融资确定为财政金融监管的重点。又如，通过跟踪观测，发现短期消费贷款异常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间点高度拟合，发出对居民部门高杠杆率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的预警。

　　二、深入剖析原因，注重源头治理。在判断风险的基础上，剖析风险根源，强化源头治理是防控风险的治本之策。在多年的呆账核销监督等监管实践中，浙江专员办总结发现呆坏账的高企只是金融风险显性化的表象，其根源在于信贷投放中存在的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内控缺失。鉴于此，浙江专员办主动将监管链条往前延伸，聚焦信贷投放环节，努力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如针对金融资源向政府性项目集聚的现象，浙江专员办选择部分金融机构对政府购买服务类项目融资情况开展调查，分析得出背后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仍错误地认为该类贷款有政府信用背书，故而没有按市场化原则评估企业资信和财务状况，内控流于形式。就此问题，浙江专员办专门对相关金融机构开展约谈，端正认识、警示风险、提出要求，督促强化内控和合规操作。

　　三、开展系统示警，强调风险防范。鉴于金融风险中存在的“羊群效应”，在对金融机构进行个别约谈的基础上，开展系统示警，划定统一而明确的底线和红线，有助于减少“监管博弈”，更好地防范风险。例如针对政府性项目融资问题，浙江专员办专门组织驻地主要央属金融机构召开防范地方政府性融资风险座谈会。在充分听取各金融机构情况反映的基础上，从厘清政府债务、政府性债务、隐性债务3个概念入手，解读相关政策，并从法律风险和业务风险两个维度，阐明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结合财政部对部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责任人违规举债行为依法查处的案例和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从“吃透文件精神，配合做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清理整改工作”“增强合规意识，切实承担风险防范的责任”“吸取反面教训，严禁转嫁风险”等3个方面进行警示，要求各金融机构按规定妥善处理存量问题，同时树立从源头防范风险的意识，严把准入关，严禁将企业融资风险转嫁给政府。会议突出警示、教育和服务功能，财政金融监管的系统纠偏功能逐步显现。

　　四、注重内外联动，构筑长效机制。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传递日趋频繁，对监管协调机制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如地方政府性融资风险，既是财政问题，又是金融问题，如应对不善，易导致两者相互传导、叠加放大。因此，对此问题的治理，既要注意从财政端控制需求，又要注意从金融端把控供给。遵循此思路，浙江专员办注重双管齐下、两端发力，通过加强“三个联动”，努力形成长效化的监督合力。一是“内部联动”，即在办内加强负责金融监管与负责债务监管的处室合作，共享案例，互通信息。二是“财金联动”，即加强与“一行三局”等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通过共享数据，联合调查等方式，排查风险，提出警示。三是“央地联动”，组织召开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在“一行三局”等成员基础上，邀请浙江省财政厅等单位参加，中央与地方部门共同分析形势，探讨难点，商议对策，探索建立浙江省政府性融资风险管控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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