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日前，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由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国政府签署的申报文本已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这一步，是否意味着申遗工作万事俱备？良渚古城，是否已胜券在握？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刘洋13日就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申报文本的提交，意味着严格的审查即将到来

　　“世界遗产申报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的一项集专业性、复杂性、长期性于一体的国际化事务。”刘洋介绍说，从最开始的筛选、培育预备项目到最后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表决，时间跨度可多达数年甚至十数年，其间需要举各方之力开展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

　　对良渚古城申遗，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在2018年指定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针对申遗文本进行书面评估，针对遗址现状进行现场考察，之后由专家工作组依据书面评估报告和现场考察报告对该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评估报告，2019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据此作出是否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报告，将直接影响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最终结果。文本的提交仅仅意味着正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方程序，接下来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刘洋说。

　　良渚申遗任重道远，尚有大量工作亟待开展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晚期在该区域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良渚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历时8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高度关注。业内专家表示，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实证。

　　“对良渚申遗，国家文物局一直高度关注，早在1996年就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备案。”刘洋表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良渚遗址的分布、遗迹组成和历史文化价值不断有新的认识，最终确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随后指导当地政府配合专业团队，历时11个月完成了共计20件资料、200余万字、5330页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材料，并如期正式提交。

　　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一年半的审查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刘洋说，一方面，我国需同咨询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努力使遗址价值、保护管理现状和长期规划得到对方充分认可，必要时还需按要求及时提供补充材料，就某些受到关注和质疑的问题作出说明或澄清；另一方面，要全力推进遗址保护管理、环境整治、阐示展示、档案监测等各项工作，抓紧落实相关保护措施，消除不利因素。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远古遗留至今的土遗址，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保护难度大；相较于古建筑、石窟寺等而言，可视性和可读性差，展示难度大；同时由于遗址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遗址保护影响范围近100平方公里，而考古发掘依然不断有新发现，因此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始终在路上。”他说。

　　“限额制”2018年正式实施，申遗之路挑战重重

　　我国已连续多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目前拥有世界遗产52项，其中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2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这样骄人的“成绩”，让公众对申遗工作寄予很高的期待。

　　然而，为解决《世界遗产名录》中世界遗产类型不平衡、区域分布不平衡、时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自2018年起，新的“限额制”将开始执行，即最多每年审查每个缔约国的1项申报项目，每年审查申报项目总数不超过35项，更多鼓励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国项目的申报，并向世界遗产数量过少的国家、新近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若干年内未申报的国家倾斜。

　　“中国等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在今后的申遗道路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刘洋说，国家文物局将遵循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根本原则，采取积极培育潜力项目、科学开展项目遴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开展跨国联合申遗等措施，积极化解、努力降低新规则带给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继续延续以往良好势态。

　　“2018年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关键的一年。”刘洋表示，国家文物局将指导地方政府继续深化相关工作，力求在有限时间内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确保遗址以最佳状态接受国际组织的考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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