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把脉经济大势，新旧动能何以转换？

欧阳晓红 胡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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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1

欧阳晓红 胡艳明

一边是那头奔袭的金融“灰犀牛”若隐若现；一边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无现金社会渐行渐近。不同维度的征兆或现象也许并无线性关系，但其内在逻辑均关乎“新旧动能的转换”，关乎我们能否远离“灰犀牛”？如何缔造经济新业态或新动能？

所幸中国政府对“灰犀牛”有所察觉和提防。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给出“监管协调”升级的信号，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所谓“灰犀牛”是指发生概率大、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且某种程度上可预知的事件。该比喻的引用最早源自美国作家、曾任纽约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的米歇尔.渥克。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即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及“灰犀牛”：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事件’，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此刻，尤其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或不及下行坠力时，追本溯源，也许有助于我们甄别真相，探寻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

经济观察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听其如何把脉大势，为政策谏言、寻道。

把脉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哪一个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下行坠力相比，情况如何？什么背景下，中国经济才会开始触底反弹？

黄益平：目前新旧产业更替的过程尚未完成，讨论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或为时尚早。其潜台词是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产业恐难以为继。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是否有一批具竞争力的新产业。

不过，现在的制造业升级换代很明显，像家电、大型装备、汽车，甚至机器人等——这些行业的新旧动能转换态势十分明显。像浙江一带原来某些低端的制造业已开始升级换代，新的业态正在快速出现。

经济观察报：某些新动能带来的产值或增长，可以替代旧的动能吗？

黄益平：现在还不行，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明显。“什么导致增长减速”？业界有两派观点：周期性的变化与趋势性的变化。它们都有道理，但其核心本质是结构转型。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许多产业，已失去持续性的动力……需要新产业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新产业可以是过去没有的全新产业，比如互联网企业或者3D打印机、无人飞机等。

当然也有升级换代的例子，如家电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家电行业，当时比较低端。好的都是日本、欧洲和美国甚至韩国的品牌。现在来看：中国家电品牌较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而且已经占领全球家电市场——它这恰恰就是产业升级换代、改进质量的一个过程。

这里，也包括汽车业，大型机电装备可能亦会成为明显的切口。此外，手机通信设备、简单的机械装备；工程类行业也在向好。这些领域能看到好的态势。

当然，此过程中，我们现在的劳动成本相比十年前翻了好几番，其他成本也在上升。因此，新产业必须要有竞争力；一方面控制成本，一方面提升质量、增加附加值。

经济观察报：你提及新动能还不足以替代旧产业，还是感觉到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下行压力，旧产业方面是否有改善的空间？

黄益平：我觉得比较明显。新旧产业更替或者中央说的新旧动能转化——新动能正在形成的态势很显性，但得足够大才能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旧产业方面，我们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比如僵尸企业，很多至今没退出，其结果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下降。不少学者分析中国生产率水平在2008年之后显著衰退。这与低效率企业未退出有关系。此外，凡是僵尸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创新必然不活跃；它们都有一定的连串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均有“抓紧处置‘僵尸企业’的表述。这暗示“处置僵尸企业”已被赋予高度定位，其也是影响全局的关键节点。

经济观察报：这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培育新动能？

黄益平：我觉得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放在——让旧动能转型或者退出。新动能培育当然也要做，但新动能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市场机制运行有效之地、是颇具企业家精神之地。换言之，政府要做的重要事情是保障一个有效市场与公平竞争环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我们过去花了很大力气去推动创新，每个地方都办了孵化器，都有产业引导基金。但客观上，个人认为，它们对新兴产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及政府去提供公共服务、公平环境、为企业服务等。全国来看，产业引导基金，某些地方政府更希望在其管辖区域投资一定的比例。如此，最后会发现产业基金可能还是投向了传统产业。这对地方政府的政绩很重要。所以，尽管很多地方都办了孵化器，但不是每个地方都需要它。最后，从效果看差异很大：有的地方成效明显，有的地方则在浪费资源。

过去一年多，学者争论产业政策问题。新的产业形成，需要政府在基础研究、基础设施甚至市场环境方面提供支持，但与生产相关的创新活动最好留给市场、留给企业。

经济观察报：而且此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一个“国进民退”的趋势？对此，怎么看？

黄益平：“国进民退”并不容易概念化。从总体经济比例来看，非国企的比例还在上升。但一些领域是出现了国家或者国企控制力的强化。比如企业杠杆率方面：国企的杠杆率是在上升，而民企杠杆率在下降，但它们的内在背景比较复杂，不能简而言之是“国进民退”。但长期看，除了一些特殊的领域以外，经济发展主要应该依靠民企。

经济观察报：你也曾提及中国互联网+比较超前，你觉得这个会成为新动能的起点吗？

黄益平：一个方面吧，比如网购、共享经济领域等，其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更在短期内极大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效率。但背后也有些质疑声——认为它冲击了实体经济，比如对商场、出租车等。相信任何一个新物种出来都会有些调整。但整体而言，它们仍改善了老百姓福利，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提升。

但这其中也有个问题：对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这些新模式到底能走多远？尤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取决于能否不断地提高效率。本质上，经济能否真正持续增长，核心还是看有无技术进步，生产效率能否可持续性提高。

这里，有些互联网商业模式就值得商榷——因为它有时是一次性的。如大家都用共享单车，但共享单车成功后如何继续支持我们下一轮经济增长尚待考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帮助我们打破了许多旧的垄断，比如在出租车行业和在金融行业，但这些新的机构会不会利用技术优势成为新的垄断者，从而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诚然，创新过程本是试错过程，而且创新也是高风险经济活动。这也是为何创新不能由一家中央机构去指导——因不知谁会成功；所以需要让千万个的个体去尝试。如此，有人失败也会有人成功。但哪怕一部分人成功，其都对经济有正面指引。

谏言

经济观察报：目前看，你现实感受到的新能动趋势在哪？其发展是在向好吗？

黄益平：现实看，支付的正面意义比较明显——其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最成功的案例。反观不少互联网金融的具体形式不太成熟，有待考量。

个人认为，支付的普惠性很明显。有了第三方支付后，很多人的生活变得很便利，包括“出门不带钱包”，移动支付正在重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应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在做同样的事。

比如，我去日本出差时，当地店主想让我用微信支付，因为用银行卡会收取3%的费用，微信支付只收0.1%。这背后是否有垄断因素不得而知，但其本质是成本问题。

艾瑞咨询报告称，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已远超美国，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的移动支付交易金额约为美国的50倍。毕马威此前发布的《全球消费与融合调查报告》显示，66%的全球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移动钱包业务，中国这一比例高达84%。

经济观察报：回到新旧动能转化问题上，我们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包括新周期开启的标志是什么？

黄益平：开启新周期或不到时候，目前新旧动能还处于转化过程当中，其也涉及到很多人关心的中国经济下行还要持续多久的问题。

就此，量化角度很难回答，但质的判断并不难：即它必须是新旧动能转换大部分完成，换言之，很多旧产能已退出，新动能已形成（杠杆率也没那么高了），这时候的增长才能企稳，甚至回升；这在短期内未必不能实现。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转型过程中，我们因为经济转型或者说主动、被动而做出的一些调整符合预期吗？有专家指出，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主要有三只：高企的企业杠杆率、房地产泡沫和全球流动性拐点。你也指出过，当下问题出在宏观机制上，比如“资本集中—市场繁荣—价格上升—风险积累—问题暴露—市场轮动调整”等，这些现象恰是近两年国内金融市场的写照。

黄益平：很显然，改革转型之大方向是好的，但如果客观评价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许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比较赞同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交的《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中，关于中国结构改革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的改革步伐并不慢。但大家的通常感觉是改革过于缓慢；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应该走得更快，可对比国际各国经验，我们的改革动作并不少。国内外专家比较失望的，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领域，特别是持续亏损的国企仍然不能及时退出，并不仅仅是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经济观察报：你曾讲过“中国是唯一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国家”，但我们其实还是存在很多隐患，且习惯去兜底……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是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状况？包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首次提及“灰犀牛”。

黄益平：这取决于各个主体怎么去应对。我并不觉得现在就会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未来如何不得而知——金融危机很难去预测。往往能够预测到的——说明时时在防范，也许问题就不太大。不过，通常出现问题恰恰是未曾预料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看——中国金融部门风险最大的是什么？就此，有各种讨论，诸如房地产、股市等……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往往在于监管当局对它了解不够的领域。

首当其冲的是影子银行，其产生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规避监管。其次是互联网金融，其监管框架刚刚开始建立。第三是地方财政，我们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很强…… 每过两年中央政府摸一次底，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负债又开始涨一节（当然，我也不觉得地方政府现在会出问题），但这恰是一个显性的潜在风险。因为，不知道其负债到底是多少，有多少真正的财务责任。

经济观察报：那怎么办？如何去摸清呢？

黄益平：过去现在都在“摸”，是来回在“摸”，把它能做的路都一条一条地堵死。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官员要对负债终身负责，虽然比较极端，也表明了中央要防范风险的决心。

经济观察报：其中的度怎么把握？有时可能会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黄益平：目前尚无定论。理论上，并非要中央政府来管的，这是体制问题。如果政府不管，那就用市场化的办法。

市场化的办法就是，如上海市政府或者北京市政府，根据资产负债表来决定其融资成本。这里有个前提：要做到资产负债表透明。但现在，我们在做的可能处于中间状态。也因此，财政部不断在下发一些“禁令”文件，那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约束（它们大多是软约束，如预算等）。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焦灼与纠结的状态中，我们怎么控制风险？摸不清，又明明知道风险在。

黄益平：其实一直在试图摸清，比如酝酿之中——由央行牵头，会同银监会等部委制定的理财大资管新规等。

总之，更多还是要增加项目产品或交易的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杠杆高了如果能看清风险与问题在哪，可能就无妨。包括监管部门一直要构建一个互联网金融的新规……所以，并非不作为，但作为过程中确有风险。

寻道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讲到资产负债表，那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个什么状况？

黄益平：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总体不错。举例说，政府负债，根据IMF的数据（2016年），地方政府45%，中央政府20%——这些数据都是跟GDP的比例。它相对偏高了，原来OECD有个标准，即加入OECD，要求政府负债不能超过 GDP的60%，我们现在是65%，这不算低。

但我们的负债，和一些国家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负债最后转化成了资产，无论是国有资产还是基础设施其实都有资产。而其他一些国家借了钱，钱可能就没了，性质不同。

也因此，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并不差。问题或是，政府无限度兜底，最后都不知道兜了多少。过去有个说法，资产负债表也好，杠杆率也好，存量问题都可能解决，就算60%、80%，并非无法化解；但流量的问题不切断，债务问题总有一天会“爆”。

经济观察报：最后，你觉得目前我们的金融生态、现状对应什么样的金融监管机制会比较好？

黄益平：我们短期内不会改变金融监管大的方向，核心在于“一行三会”各有法律支持，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监法、证监法、保监法，这四个法如果体系不改变的话，合分并无意义。

但监管角度可以做得更多。这其中，真的需要加强协调，且协调之外所需要的是决策。一行三会协调是很难的，如果没有权威的协调会变成扯皮。

经济观察报：怎么才能形成决策呢？2015年3月，你曾呼吁成立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而今，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此如何看？

黄益平：提高监管协调机构的层级。请一位有决断力、有经验的领导来主管。目前情况下，如果框架没有改变，核心问题是谁来做这个事情；其次，过去有些遗留领域——没受到金融监管，比如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等。

而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未改变但同时混业经营和交叉业务变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改善监管协调、政策统筹的一个重要措施，特别是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等方面。这其中，未来央行在整体监管框架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提升。

这个稳定发展委员会应在“一行三会”之上。放在国务院层面，与一行三会存在上下级关系。协调只是一个方面，统筹才是关键。如此，监管协调起来较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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