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侠说，涡阳“五周杀人案”的申诉，是她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次申诉。图片来源/梨视频

　　4月11日，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再审宣判，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五名被告人被宣告无罪。

　　这是一份迟到了21年的无罪宣判。被拘捕时，这五位周姓男子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人已经结婚，有人正在恋爱。冤案平反后，他们已迈过四十岁，在法院门口，高举无罪判决书跪地痛哭。

　　56岁的安徽阜阳市原人大代表陶晓侠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哭了。

　　2001年当选安徽阜阳市人大代表后，她开始关心冤假错案，自学法律，想尽办法向各级部门递材料，为蒙冤者奔走呼告。

　　17年来，她接触过许多案件，其中安徽阜阳“五青年杀人案”、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是花费心血最多的两起冤案，他们分别在2015年、2018年得到平反。

　　“五周杀人案”被告人周继坤说，“要不是大姐，我们不知道要冤到什么时候，要不是大姐，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去找人大代表

　　新京报：你是怎么关注到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的？

　　陶晓侠：那是2001年底，当时我是阜阳市人大代表，被告人家属周家华的父亲找到我家里去跟我说了这个案子。

　　后来，我去监狱见周家华，管教干部跟我说，这个罪犯跟其他的罪犯不一样，一直喊冤。我见到周家华时，和他说，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害人，他大哭，把衣服脱了给我看，一身伤，脚趾甲用钳子夹掉了还没长好，身上都是被烫后留下的印子。经过走访调查，见了他的家属、律师以及一审审判长巫继成，我很坚定地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

　　新京报：你所指的问题是？

　　陶晓侠：这个案子除了口供以外，没有任何的物证以及实质性证据。

　　新京报：之后你决定为他们申诉？

　　陶晓侠：是的，我一直为他们申诉，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昨天改判无罪。

　　新京报：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陶晓侠：向各部门反映情况，找人大代表帮忙推动。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去找人大代表。我找过姚秀荣、徐淙祥、王梦恕等22位全国人大代表递材料。好多事情我都会和河南焦作的姚秀荣商量，她会帮助我、指导我，我把她视为榜样。

　　2014年两会期间，我向周继坤的妻子张侠要了最新的材料，自己写材料，通过一位人大代表把材料递给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

　　薛江武和我通了电话，安排人接见了我，真的很感谢她重视了这件事情。那一次，我重点向她说了两个案子，分别是周继坤他们的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和安徽阜阳“五青年杀人案”。

　　新京报：之后申诉的事情有新的进展了？

　　陶晓侠：是的，就是2014年，安徽高院决定对“五周杀人案”启动再审。

　　新京报：你说过，涡阳“五周杀人案”的申诉，是你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次申诉？

　　陶晓侠：“五周杀人案”情况复杂，比“阜阳五青年案”更难处理，为什么呢？1998年一审合议庭讨论和第一次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应当依法宣告五名被告人无罪，但这个消息被走漏了，被害人父亲在法院喝农药自杀，从市委到省委各级领导对这个案子高度关注，一定要个结果，给下面的人压力就非常大，才会有后来导致的冤案。

　　而这个案子要申诉，会牵扯到一大批制造冤案的人的利益。

　　杀人案都砸到身上了，他们有多难受

　　新京报：申诉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困难？

　　陶晓侠：2007年的时候，我被公安抓了，后来，我被判了两年刑。判我两年的理由是“非法经营”。

　　新京报：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会觉得后悔吗？

　　陶晓侠：后悔什么？想想他们，死刑都砸到身上了，杀人案都砸到身上了，他们有多难受。你看张侠，家里男人进去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一边种地一边养孩子。前两天我和张侠去出事儿前住的老屋，她不住地哭，空了21年，屋里都长出来树苗了。所以去接他们出狱的时候我都说，要好好对待你们的家属，真不容易。

　　新京报：在监狱里你主要做什么？

　　陶晓侠：在监狱里我也写东西，当时我接触到的这两个都是特大冤案。管教干部劝我说，你现在自己都关在里头了，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哪里听得进去，这样的错事什么时候我都要讲，我一定要反映这个情况。2009年出来以后，我又继续帮他们去申诉。

　　新京报：你关注的两个案子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陶晓侠：这两个案子，都是1996年，一个6月10号，一个8月25号，死的都是一个小女孩，我们看后来的媒体报道，办案人员提审获取口供，都采用了非法手段，不上看守所，把人关在乡镇派出所，刑讯逼供。还有一个是抓证人，威胁证人。一审庭审时，出庭的19位证人中18人都说自己遭到刑讯，当庭翻供。

　　很讽刺的是，之后这批人里面很多人还因为破了大案升官了。

　　特别不喜欢被冤枉，也看不得别人被冤枉

　　新京报：你后来不是人大代表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管这些事情？

　　陶晓侠：我就是喜欢打抱不平，管闲事吧。以前我当人大代表的时候，人家给我送外号“陶疯子”。因为我讲的话跟他们讲的不一样，我讲的都是个案，一个一个案子拿出来讲。就因为我当过人大代表，我当代表一分钟，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新京报：你这种性格是从哪里来的？

　　陶晓侠：从小我就这样，我们全家人都有点这样，特别不喜欢被冤枉，也看不得别人被冤枉。我记得小时候，弟弟过年偷吃了米酒，我妈把这事儿冤枉在我两个妹妹身上，把她们打了一顿。很久之后我弟弟才说实话。四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提起那个事情，我两个妹妹还会哭，真的很不喜欢被冤枉的感觉。

　　我就是任何事都要查个清楚，对待每一个案子我都很小心。

　　新京报：你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为别人平反这个事情上，家人也受到影响，他们会劝你吗？

　　陶晓侠：都劝的，但是我认准的事谁也管不了。现在政策好了，每次开会都强调依法治国，强调要解决这些冤案，这些东西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新京报：你为了这些冤案，自学法律，看了很多书？

　　陶晓侠：对，我如果不懂，别人就不会把我当一回事。我全都搞懂了，那些材料我都可以自己写。

　　新京报：这两个案子改判无罪的时候你都在场，听说你忍不住哭了？

　　陶晓侠：其实这两个案子再审决定书下来的时候，我就没睡，一直哭。我给朋友打电话说，终于看到希望了。这两个案子也是我付出心血最大的。昨天庭审现场，宣布他们无罪时，他们哭得不成样子，我也跟着哭，拍了好多现场的视频，想记录这个时刻。我现在还记得那种感觉，他们就一直喊我大姐，我又委屈又开心。

　　新京报：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平反了，你以后还要去做其他的案子吗？

　　陶晓侠：对，肯定要的，这两个案子只是我的开始。

　　新京报记者 罗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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