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晚，北京医院，急诊科医生李昱检查抢救后病人的病情。本版图片/新京报记者 杨得超 李戈戈 摄

4月25日晚，急诊科医生李昱仍在工作。

　　一位年轻人在同一晚失去父亲和爷爷；一位陷入昏迷的老人，妻子每天握着手跟他说话；一位心脏骤停的男性患者被抢救过来……

　　这些，都是发生在北京医院急诊科的故事。在这个被称为“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无论风雨、节假日，总是24小时运转。

　　28岁的李昱已经从事三年一线急诊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他说，从不后悔选择急诊科。

　　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参与急救的情形：病人在抢救过程中心脏骤停，浑身抽搐。但凭着专业，他亲手将对方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看着心跳检测器上，一个平线慢慢变成规律的波动，“那种感觉只能自己体会，这份职业是光荣的。”

　　工作在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北京医院的急诊楼里，一楼是抢救室，二楼是医生的办公室。从紧急出口的侧梯跑着上下楼，是科室医生们的常态。

　　当夜幕降临，家属不再允许进入抢救室探望。暂时没有需要抢救的患者就诊，抢救室里灯光昏暗，安静得只剩下“嘀嘀”响的机器，以及氧气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相较于心脑血管高发的冬季，眼下是难得的"淡季"。”五一节前夕，急诊科医生李昱回忆，忙的时候，一晚上连续会有五六名突发心梗患者来就诊。胸部按压连着人工呼吸算是一个循环，2分钟内5个循环做下来，就需要换人接着完成。“真的是很累，在冬天都满身是汗。”

　　他介绍，夜间轮值从下午5点半，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来急诊抢救的病人，通常是在家中身体扛不住，或者是突发心衰，到了晚上病情加重。无论哪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容不得丝毫马虎。

　　记得最近一次值夜班，凌晨三点，一名70多岁的男性患者急性心律失常，心脏骤停。“来的时候就是需要抢救的状态，病得实在太重。”李昱说，当时把能用的治疗措施都用上了，只心脏除颤就做了5次。

　　好在当晚病人被抢救过来，并送去留观室住院观察。“等再上班时，我还去看了下他的各项指标，毕竟是曾抢救的病人。”他回忆，很遗憾的是，抢救后隔了一两天，这位病人还是去世了。

　　在学习和工作中，李昱非常注重“写病历”。

　　与平时人们印象中字迹潦草、形似“天书”的病历不同，他解释道，不仅包括病人的主诉，写明身体哪里不舒服，还有其主治医生的治疗方案，如果有调整，也要实时记录下来。形成文档后，交由主治医生确认、修改。

　　“病历不仅能体现医生的诊疗思路以及操作是否规范，也便于记录病人前期病情及治疗情况，精细化管理。”他说，虽然细碎，但关系患者的诊治情况，十分必要。

　　“二十分钟，生命从死到生”

　　除了在医院工作，李昱还是一名在读急诊科研三学生。除了日常工作，晚上和周末还要回学校上课。

　　可能与父母都在医院工作、从小耳濡目染有关，他觉得做医生“蛮好”。再加上七岁那年，不知什么原因，肚子疼得要命，父亲背着他去医院，“吃了点药，很快就好了，当时就觉得很神奇。”

　　事实上，在老家山东读完大学医学本科五年后，李昱也曾纠结过。当时不少同学或是在乡镇卫生所工作，或者转做生意、卖保险。于他来说，如果立刻就业，可能与当医生的理想无缘；如果继续读书，可能将花费更多时间、金钱及精力。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关于急诊科的纪录片。”李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一个小伙子心脏骤停，最后通过医护人员的抢救，活了过来。

　　二十分钟，一个生命从死到生，“当时心里有一股满足感，就决定继续读研，学急诊。”他说，知道这个工作压力大，又很累，但当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成功拉回来，是件很令人激动的事情。

　　读研二时，李昱已经来到北京医院参加临床工作，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急救。

　　那年冬天，一名30多岁女性走在路上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后，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虽然有风险，但这种病情之前协助处理过很多，没有特别紧张。但就在把她从120挪到急诊的病床时，病人突然抽搐，没有心跳。”

　　胸部按压、辅助通气……李昱说，意外突然发生，当时自己很多反应，都是基于平时的救援训练，下意识去完成。之前是通过模拟人练习，动作是否规范都会有指示灯提醒。现在遇到真实情况，“只能凭感觉，通常是往下按五到六厘米。”

　　幸运的是，5个循环做下来，病人心跳恢复。“她老公还在外面办手续，病人也还是昏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一刻，那种高兴的感觉只有我们知道。”他说，当时出了一身汗，累归累，但那种亲手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感觉，“是自己体会的，别人告诉不了你。”

　　“对于死亡 接受起来没那么容易”

　　然而，并不是每次抢救都这么“幸运”。

　　李昱至今都忘不了那一晚，一对父子同时被送来急诊抢救。父亲80多岁，因肿瘤晚期，之前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几天院。他身体枯瘦，意识已经不清，“呼吸声就像叹气一样，若有若无。”他的儿子50多岁，那天心脏病突发，也在医院。

　　回忆起当晚的情形，李昱说，自己正在三楼抢救病重的老人，已按程序通知其家属，交代病情。结果老人的孙子办完手续后，拉住他的手说，“大夫，我求求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能）多救一会儿就多救一会儿，我爸爸还在一楼抢救呢。”

　　事实上，即使老人的孙子不这么说，医生也会尽力去抢救。“但有些事儿不是我们医生做多少努力，就能把一个肿瘤末期的患者救活的。”李昱表示，很遗憾的是，这对父子都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

　　之所以至今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主要是同情老人的孙子，当晚同时失去两位亲人。“人接受死亡的过程本就没那么简单，更何况一下子是两个，这个孩子要承受的太多了，我也非常痛心。”

　　他感慨道，医生也不是神仙，能做的就是延缓一个人的生命，出发点是不让其受到痛苦。现在每天在急诊室里，看得多了，也会慢慢接受生老病死。但对于突发事件导致人死亡的，情感上还是有些接受不了。“一个生命，就这样被外力突然终止，总是很可惜”。

　　有时下午五六点叫的外卖，给病人开药，再接个急诊，李昱可能会忙到晚上十二点才能吃上。家人包括女友也会有些不理解，觉得太辛苦，希望换个科室，要不就“别干了”，但都被拒绝了。他说，急诊室工作的确很累，但自己还年轻，还有一腔热血，为什么不去做呢？

　　熬夜，再加上高强度工作，科室工龄较长的同事，或多或少会失眠，有时需要靠安眠药入睡。李昱说，自己目前还没有出现失眠情况，他最大的变化是胖了，从130斤涨到160斤。“没办法，过劳肥。但夜班真的要吃饱饭，不然扛不住。”

　　看到自己的同学，有的朝九晚五，节假日可以出去旅游，或者可以陪着家人，羡慕归羡慕，“但是我也有抢救病人的那种感觉，是别人体会不到的，这份职业还是挺光荣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潘佳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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