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长大，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在西北扎根下来，已经陪伴艺术宝库敦煌石窟35年。这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历任领导列出来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文物保护佳话：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

　　“我刚来的那几年，这里总共才七八十名职工，现在有1200名。其中有一半都是在做旅游接待方面的工作。”5月初，已经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罗华庆在办公室里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当年敦煌全年游客才四五万人次，里面80%都是外国游客，外国游客的80%都来自日本。”

　　上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和西方引发的敦煌热潮，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文学巨匠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敦煌》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电影还获得了1988年第12届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而NHK电视台在1980年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和2008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也都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1994年，敦煌莫高窟全年参观人数突破10万，此后逐年递增，2017年迎来了近180万游客，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游客不到两万人，其余的都来自国内。

　　在采访前一天，我们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参观莫高窟。

　　在2014年建成开放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门口，早早地就有许多游人排队等候入场。进入景区，训练有素的讲解员分发耳机并进行参观提示，随后带领十人一组的游客从头到尾浏览12个窟。各组游客偶尔会拥堵在一起，洞窟外的走廊常常需要侧身避让才能通过。这淡季的最后一天，莫高窟迎来了8000人参观。在7、8月份，游客数会飙升至15000人左右。而莫高窟每天最佳游客承载量为6000人。

　　“大家千里迢迢地来这里，把他们都挡在门外也不合适，所以我们在7、8月份会启动应急参观预案，”罗华庆说，“票价减半、参观洞窟减半。”

　　走出去与数字化

　　敦煌景区热，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敦煌展也很热门。在遥望西北的江浙沪地区，敦煌艺术大展在三四年间引发了数次关注。

　　第一波是2013年底在浙江美术馆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三个月展期内迎来超过30万人次的参观流量，在最后一个周末甚至创下每日两万人次的纪录。

　　次年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展览“敦煌：生灵的歌”，现场人头攒动，门口常常排起长龙，甚至于需要延长参观时间到晚九点才得以满足观众需求。最近的一波是今年4月份在上海中心展出的“丝路敦煌· 幸福生存”文物大展，这次展期长达10个月。

　　展览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展品之一，是等比例复原的整窟。有手工绘制临摹窟，也有电脑数字喷绘还原窟。

　　罗华庆分管敦煌研究院的文化弘扬和旅游接待工作，对每年与各地机构合作举办的展览都十分了解。他在浙江美术馆展览期间曾向第一财经介绍，复制工作者们严格按照原洞窟里的壁画重绘，这不但需要有坚实的线描、配色基础，而且还需要有做旧的技巧。“数字复制是用化学药水喷绘在平面上，但工匠用的是矿物颜料，这样才有层次感，与原画接近。”他说，“颜色严格比对原作，上色都需要去洞窟，修稿在画室。壁画经过千年发生演变，变色之后层次特别丰富。有时候可能反复需要上很多次才能表现沧桑感、历史感。”

　　人工复制临摹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进行，当中几经时代变迁和技术升级，迄今为止复制完成了12个代表性洞窟。

　　数字喷绘还原窟的计划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电脑技术刚刚普及的时间里，靠专业相机与电脑软件来把洞窟内部图像一一拍摄和拼接。不过从2000年以后，技术飞速发展，拍摄图片精度由过去的200万像素飞跃至上亿像素，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专业设备拍一张照片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钟。假如五个人负责一个40平方米大小的石窟，全部数字化复原工作需要拍摄4000张照片，前后耗时长达半年。

　　“第一批计划复原170个洞窟，现在完成了三分之一，其中有30个洞窟的高清资料已经上传至网站。”罗华庆说，“剩下的会继续上传、继续拍摄。”而在拍摄过程中，可能技术又会继续前进，到时候也许需要重新再拍一次。

　　临摹复制品得以让敦煌艺术走出去被更多人看到，而数字复制则更进一步地可以在不同地方同时展出，有利于敦煌艺术的传播。“数字敦煌”网站2016年正式上线，2017年全年点击量为347万次，进一步打破了公众接近和欣赏敦煌艺术的壁垒。

　　“对于文物保护来说，高精度数字还原有助于留存当下的壁画与佛像信息。”罗华庆说，“当年斯坦因留下的老照片与现在的壁画对比，100年来其实有很大的变化。曾经清晰的地方现在都变模糊了，颜料也会随时间氧化褪色。以后即使洞窟没了，这些资料也都还在。”

　　2017年，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公布合作“数字丝路”计划。互联网公司一方面利用自己占据优势的资本与技术力量，来做线上智慧景区项目；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和挖掘敦煌壁画佛像当中所蕴含的海量艺术元素，可以创造多元价值，包括以此为IP来制作游戏、动漫、影视等泛娱乐产品。“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我们每年出去办展览，能来参观的人还是有限，而通过互联网公司可以有更多的弘扬渠道。”他说。

　　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输出

　　大部分游客在参观完石窟后很容易忽略河床对岸的一座建筑，它低调地伏在荒漠中，与身后的沙丘融为一体。这是1994年完工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两层巨大的展厅之中，罗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莫高窟的文物保护成就。通过历史照片、示意图、标本演示等介绍石窟保护的基本技术思路。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基础就是保护文物。前几十年里属于抢救性保护，80年代之后开始进行科学保护。”罗华庆说，“从2010年起，基本上进入了预防性保护的阶段。”

　　前期，很多被人为破坏的洞窟需要进行抢救性加固，否则很可能彻底坍塌。第二个阶段，研究院与国际机构合作，对壁画与造像的具体病害进行研究，根据具体问题对症下药。

　　第三个阶段是近年来的新状态，在确定了基本病害原理之后，结合密切观测和高科技手段，保护工作者会对石窟内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做出预防措施。“有些洞窟的病害肌理已经搞清楚了，但是还没有确定最合适的修复材料。我们现在都比较谨慎，尽量避免造成保护性破坏，因为所有的措施都是不可逆的。在没有找到最佳办法之前，病害重的洞窟完全关闭，让它保持现状。”罗华庆说。

　　壁画与雕塑的保护与修复对人的专业背景要求极高。因为它涉及了多种学科领域，古建筑、考古、化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等。而国内设置有专门针对石窟文物保护专业的院校少之又少，人才直到今天也依然是稀缺的。

　　罗华庆告诉记者，敦煌研究院陆续与多所院校、机构合作，希望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比如从2005年开始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壁画保护系、兰州大学联合成立的硕士研究生班，目前已经是第四期。在这个培养壁画保护专业人才的项目里，共有十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另外，研究院还与北京大学合作，计划让学生在北大完成基础教育，然后到敦煌来完成专业培训。

　　“研究院地理位置虽然很偏僻，但是这里的人员关系比较单纯，很多人都是从本科阶段就来到这边，待了几十年，也有机会出国培训深造。”罗华庆说，“当然也有离开的人，非常可惜。”

　　新中国成立初期，敦煌石窟的研究与保护就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当年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洞窟里阴冷难耐，三伏天也需要穿棉服进洞临摹修复；80年代之前，进城只能靠步行或者牛车。

　　持续探索和开放合作的态度，让敦煌研究院的实力逐步增强，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壁画保护和土遗址保护领域的重要引领机构。“过去我们出国学习，现在有很多外国人会来这里学习壁画保护。”罗华庆说，“2003年起我们开始接受国家任务，派自己的专业修复团队去各地进行修复工作。”其中包括“西藏三大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的壁画，宁夏包括西夏王陵在内的几个土遗址加固，还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的保护。

　　2009年和2012年，国家科技部在敦煌研究院设立了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中心在全国有七个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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