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我爱我家”前副总裁胡景晖召开个人离职发布会，就外界关注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此前，他曾因为“炮轰”链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而被推向风口浪尖，随后这位2001年起就投身“我爱我家”的房地产中介行业资深人士选择离职，称会投身私募投资等其他业务。

　　这两天，比房租上涨更为热闹的是，链家与我爱我家之间的“公司斗”。以至于到19日进一步发酵，胡景晖举行个人离职发布会，这是在近年来高管离职与东家一团和气截然不同的。

　　公司高管该如何恪守言论的边界？假如说之前胡景晖炮轰链家等中介哄抬北京房租，还有公共利益的成分，那么离职后的喋喋不休多少背离了作为一名高管的基本职业伦理道德，一个公司高管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利益，这事关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的大事。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媒介异常发达，一个公司高管的不当言论甚至引发公司价值的“变化”，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价的巨幅波动。2008年5月12日，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万科前董事长王石表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引发一场危机。其实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公司高管的言论在舆论场上，其实是很难区别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公司。例如，胡景晖时任“我爱我家”副总裁公然点名竞争对手链家等房产中介哄抬北京房价，即便是声称代表个人言论(胡景晖在发言之初没有声明与供职单位无关，至今都没有类似声明)，但公众与链家很难把胡景晖的言论与东家“我爱我家”切割开来，所以，这涉及到胡景晖对“我爱我家”的职业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不涉及到更高一层道德公共利益的话，个人言论必须遵从职业道德等公司利益或者说企业伦理。

　　不过，假如哄抬房租属实的话，那么胡景晖的“炮轰”，就涉及到职业道德的“小我”与公共利益的“大我”之间的取舍了。这样的伦理道德冲突其实在美国公司治理中也比较常见，中西方企业伦理的一个共识就是，“小我”服从“大我”。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景晖的“炮轰”就是对的。很显然，胡景晖作为公司高管，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之所以他有链家的这些数据，很可能与供职单位有很大的关系。即便没有关联，胡景晖在炮轰时是否尽到了必要的“保密”呢？

　　中西方企业伦理提倡，公司高管作为天然拥有公司核心机密的特殊人，遇到类似的伦理道德冲突的时候，要恪守职业道德(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

　　以胡景晖为例，除了“炮轰”是否有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房租)的渠道，比如向监管部门反映等，即便“炮轰”是唯一维护公共利益的渠道时，能否尽量降低企业伦理受到损害的程度，比如说不点名或者以匿名接受采访？显然，胡景晖离职并非完全委屈。

　　那么，胡景晖个人离职新闻发布会则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恶例，胡景晖的言论已经引发东家与链家不必要的猜疑，进而以新闻发布会形式渲染，多少有点以悲情换流量的味道。

　　我国大量家族企业不肯交给职业经理人，正与我国未形成良好的职业经理人道德约束机制有关，按照胡景晖的说法，有5家上市公司老板打电话给他，他觉得离开“我爱我家”是正确的选择。这在具备完善的职业经理人道德约束的情况下美是难以想象的，道德约束机制完备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是不敢以个人私利来伤害东家的。

　　与房租一样，完善职业经理人道德约束问题也是一种更大的公共利益，这或许是胡景晖事件留下的最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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