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有效统一全党思想、凝聚人心力量,臻于“上下同欲者胜”。同时,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着眼全局和长远制定应对举措,也确保了我们的既定发展路线方针不受外部的干扰动摇。反观美国,在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之后,对外政策诉求前后矛盾、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根本上反映出美国内部党派之间、同一党派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既有的政体无法有效协调其内部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
其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我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世界上最齐备的产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个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将不断提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我国储蓄率较高,通过深化改革,将高储蓄有效转化为高质量投资,同时加快推动消费升级,发挥消费引领作用,将使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应对贸易战的战略支点。这些因素表明,我国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此外,我国高效的社会动员体系能更好应对外部挑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中国重大决策一旦形成,就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看美国每次竞选政党轮替之后国家政策路线的变化,再对比中国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坚持,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印象”。
除了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之外,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之中所赢得的道义人心,以及在政策取向中所坚持的高瞻远瞩的格局,也是我们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底气所在。
一方面,中方坚持“不打第一枪”,但在美方率先打响贸易战后,被迫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这种反制的出发点,是要遏制美方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侵犯和伤害。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包括美国企业和人民在内真正感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的破坏作用。短期看,美国将有大量就业岗位面临风险,哈雷摩托、中洲铁钉等美国企业因规避高额关税已转向海外生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价格已跌至10年来最低,艾奥瓦等美国农业州、农民群体反应强烈。7月24日至2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企业界代表指出,加征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美方的举措将使美国整体的经济成本结构、利润预期、投资决策等受到负面影响,必将加剧美国经济失衡,拖累美国经济本身。
另一方面,中方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时,并没有因此改变既定部署和节奏,而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并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这反映出中方着眼全人类共同进步与发展的宏大格局,与美方一些人的遏制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中方的态度是坚定的、明确的,那就是不管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政府都将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维护国际经贸体系,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相信随着这一方针的不断坚持,我们终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看到它在决定中美经贸摩擦走向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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