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陈尚文】“没有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什么都做不了”“习近平主席是实干家，展现出面向未来和为他人着想的领导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哲学精神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全球公民”……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2018年岁末在韩国延世大学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的感慨。2017年1月3日，在联合国“荣誉退休”的潘基文回到韩国，并于2018年4月当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这一新的身份，让昔日的“世界大管家”潘基文又成为“亚洲代言人”，也让他同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采访中，潘基文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世界的贡献，并对中国对他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

　　世界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存共荣”

　　环球时报：请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您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感受？

　　潘基文：过去40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繁荣与发展，更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知，我会选择“共存共荣”。联合国的基本发展目标，是不能让世界上任何人落后。在中国，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与这一基本目标相吻合，而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加入到国际社会规则、秩序、制度的制定中并发挥重要作用，成功推进中国与全世界的共同发展。

　　用语言描述1978年以来中国的变化和发展绝非易事。从统计数字来看，1978年中国GDP增长为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左右，如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这是非凡的!中国在过去40年间迈出惊人的强劲步伐。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值得夸赞。中国自1978年以来，成功让8亿人摆脱贫困。联合国于2000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第一条，即力争在2015年前实现极端贫穷人口比例较1990年水平减半。中国的脱贫成绩为联合国提前5年达成目标发挥了助力作用。

　　此外，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扩大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作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费第二大贡献国，中国的维和部队、维和人员遍布世界各地。在任职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我一直在肯定和鼓励中国工作人员以及中国维和人员的贡献。

　　环球时报：对比第一次来华时的感受，您认为中国出现了哪些可喜的变化？

　　潘基文：2000年6月，作为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我首次访问中国。新千年伊始的中国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均与现在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北京，煤烟、工厂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相对严重。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政府以积极姿态应对，令人赞叹。2015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我感谢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和承诺。我肯定中国的努力，但对某些国家的退出感到担忧。总的来看，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应履行全球领导力。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什么都做不了。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外交形象会怎样？

　　潘基文：二战之后冷战体系形成，中国曾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对外交流相对闭塞。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面交往的大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外交自信不断增强，如今还迎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阶段。中国担负的国际社会责任涉及政治、道德等层面，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正是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称，中国将与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让人印象深刻。讲话包含了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执政哲学，体现了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领导力。

　　环球时报：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您有什么建议？

　　潘基文：改革开放没有尽头，中国应不断跟上并引领世界发展的脚步与趋势。20世纪初的国际准则与21世纪的显然不同，特别是机器与科学的快速发展，未来科学发展的附属品与人类应维系怎样的关系，都是我们应思考的课题。如今，中国5G等技术先进，华为等企业也在引领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进一步推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践与新技术的结合。在这一方面，中国应有责任意识。

　　“中国的铜奔马给了我信心”

　　环球时报：回顾您的外交生涯，和中国都有哪些特殊的故事？

　　潘基文：上世纪70年代起，我进入韩国外交部工作。1978年10月被任命为联合国代表部一等秘书，那时韩国并非联合国成员，韩中也没有双边外交关系。韩国于1991年加入联合国，这背后少不了中国在安全关切上的支持。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此后26年，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坦率地讲，韩中建交之时我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两国建交8年后才访华。最初与中国交流的经验并非那么丰富。但我自信地认为，我在担任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长官以及驻联合国大使期间，在深化两国双边关系和提升中国在联合国地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年来，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在各方面对我的支持。记得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时期曾对中国进行访问，当时中国的外交人士送给我一尊铜奔马，寓意深刻，也给予了我信心。

　　随着我逐渐开启对中国各地的访问，我愈发感受到中国的魅力所在和惊人之处。特别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前只是课本上所学，因此当我来中国后总会有“第一次”的新感悟，如2015年我去曲阜、泰山和趵突泉。我本人就是在孔子、孟子等中国传统哲学家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和哲学精神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全球公民，去思考人类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真心希望韩中两国之间这样的文化纽带能进一步拓宽，在政经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我十分热衷于向各国领导人、向我的学生分享中国的哲理名言，这令人受益匪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我经常提及《老子》中的“上善若水”四字。我以“上善若水”寄语联合国的工作人员。2014年我写了一幅“上善若水”，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环球时报：您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也很多，能讲一讲感受吗？

　　潘基文：我记得与习主席相识于2005年7月。那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访问韩国，我作为时任韩国外长主持了欢迎晚宴。2009年，我已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有一天，我看新闻得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正在韩国访问，他在记者会上特意提及了我们二人相识的故事，令我万分激动。在我看来，习主席是一位实干家，是一位经历过磨炼、勇于克服困难也善于战胜挑战的人。他从基层做起，真正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他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交流时，时常展现出面向未来和为他人着想的领导力。习主席好像知道我特别喜欢中国书法，虽然我从来没有当面向他提及过。习主席好像留心了解到了，还送给我一套笔砚。我觉得实在是太贵重了，一直珍藏，没舍得用。

　　博鳌亚洲论坛将超越亚洲

　　环球时报：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您如何定位和展望这一重要交流平台的未来发展？

　　潘基文：2018年4月我当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一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的信任，我感到非常光荣。博鳌亚洲论坛诞生18年来，为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在这个快速变化发展、紧密联系的世界，博鳌亚洲论坛未来不光为了亚洲，还将超越亚洲，进一步加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和经济联系，谋求全世界人民的繁荣与和平。

　　博鳌亚洲论坛首尔会议2018年11月19日至20日在韩国举行，这是迄今为止该论坛在中国境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除了亚洲国家，还有来自俄罗斯、意大利等国代表，800多人就经济、文化、政治、朝鲜半岛问题等展开讨论。我认为，未来博鳌亚洲论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大。

　　随着科学技术的转型发展，世界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会议主题聚焦“开放创新的亚洲”顺应这一发展潮流。中国领导人有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的阐述让我印象深刻。中国领导人还向世界释放出中国会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强国际合作的信号，得到广泛接受和支持。我希望这将成为一种趋势，博鳌亚洲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沿着这样的脉络走下去。

　　环球时报：您曾说自己是“生于战争的孩子”，您如何看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

　　潘基文：朝鲜战争爆发那年，我只有6岁，战争的硝烟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数十年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对我个人而言是无上光荣，也有着特殊的和平使命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联合国应该进一步发挥其作用，更重要的是，中美等国是可以在半岛和平与安保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为朝鲜半岛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方面，中国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与朝鲜在地理、历史、政治上的渊源，期待中国进一步发挥相应作用。

　　朝鲜半岛是南北分裂的半岛。战争将南北分开，这片土地上关于安保问题、和平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在朝鲜半岛局势变化的过程中，我对于目前(各方)所做的事感到兴奋和期待，这是好的。虽然内心有满腔热血，但头脑还需冷静。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严重的问题慎重处理，轻松的问题简单处理，要一件一件、一步一步按照顺序从容不迫处理，这需要半岛问题相关各方的冷静和智慧。

　　潘基文：希望中美用智慧化解纠纷

　　“像傻瓜一般学习，如天才一般憧憬。”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的一句名言。《环球时报》记者3年前访问潘基文的老家——韩国忠清北道阴城郡一个小村落，在一幅壁画上看到写有这句话。勤奋与拥有远大抱负的潘基文是出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的孩子”，也是从联合国总部走出的和平的维护者。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潘基文成为韩国延世大学全球社会贡献学院的名誉院长，并于去年4月当选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博鳌亚洲论坛首尔会议去年11月在韩国举行时，潘基文曾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年底他又与《环球时报》记者相约延世大学的会客室，谈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两次采访，年近75岁的潘基文总是面带笑容，他说的一段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在好的环境下成长和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的领导人往往拥有不同的执政哲学。在我儿时，朝鲜战争爆发，我在动乱与贫穷中长大。现在很多韩国年轻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当年的穷苦，就像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印象中，可能会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就如今天一般发展得这么好。”

　　潘基文关注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外交。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和美国的喜欢，说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受到巨大支持，希望中美两国友好相处，引领世界发展。谈到中美贸易纠纷时，潘基文表示：“中国与美国关系敏感，既然纷争已经发生，希望中美两国能运用智慧和平解决所有问题。”他还多次表示，作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非常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持续参与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他认为，中国通过亚投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诸多机制，还可以在全球做得更多。

　　潘基文期待韩中关系能进一步加强，并表示，“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韩国人很难去处理所有困难的局面”。潘基文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作为一名韩国公民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我期待着更多中国人走进韩国，更多韩国人走进中国，深化经贸合作，加深彼此交流。”(陈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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