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外资是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世界大变局、大趋势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吸收并利用外资的进程也受世界大环境的推动或者制约。实现更好吸收和利用外资，就必须根据国际国内大局确定外资战略定位，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外部环境是我们难以控制的一个变量，今后一段时期，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关注。

　　一方面，外资增长空间将继续受国际投资格局变化的制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新变化体现在多边贸易机制推进缓慢、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态势更趋激烈等诸多方面。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保护性规则的影响增大，近年来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主要投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实，不但从税制改革等方面限制企业对外投资，而且还通过大幅减税等措施，对国际资本形成吸纳效应。这些政策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传递效应。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对全球投资可能产生的冲击，以及周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政策调整，是当前需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另一方面，经济增速相对放缓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传统引资要素竞争优势在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尚未形成。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的担忧，降低了中国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

　　此外，制度性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律政策、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仍较突出，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形成，统一协调和有效监管的体制仍然缺位，这些都使外商对发展环境、发展预期和长期投资信心不足，一些外商对开展中国业务犹豫不决。

　　应该看到，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无论是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无论是在提升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还是在构建战略性支柱产业方面，外商都有巨大的投资机遇。但亦要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难再出现，我们只有具备更多吸收外资新优势，加快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在投资环境建设上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才能对国际优质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更好吸收和利用外资。

　　一是培育全方位开放的新优势。目前，我国全面开放的条件环境基本齐备。下一步，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促进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形成海陆统筹、东西南北兼顾的开放新格局。在制造业领域，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与国外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下一步需更好扩大高技术制造业的开放领域，制定并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在服务业领域，要更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

　　二是培育产业综合竞争的新优势。应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交汇的重大机遇，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继续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立足当地基础产业、资源、劳动力等优势，支持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和培育。

　　三是构建对外开放平台的新优势。有产业特色和配套产业基础的大型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是我国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主要载体，也是局部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的有效载体。要加快提升各类开放平台的水平，推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转型，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统筹推进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从国家层面加强对自贸试验区的战略谋划，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推动改革创新措施的切实落地，充分发挥其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还要加快对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的研究。

　　四是打造营商环境的新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并非等同于简单的市场开放，它包括整个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要更加系统地研判我国投资环境，将外资企业的感受作为提升营商环境改革效果的一个检验标准，以系统性的制度开放促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地方及部门的一些内部文件还在起作用，且缺乏透明度和统一性，对此，要积极对接国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建立更加开放透明规范的外资准入、监管、服务框架，增强各类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要让各类政策切实落地，围绕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在投资监管、商事登记、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制度改革，优化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降低显性门槛的同时减少隐性障碍，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一个总的判断是，现在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总体将维持低速波动的增长格局。在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同时，也有很多新的优势出现并逐步加强。（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郝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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