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国企混改进入快车道以来，天津速度尤为惊人。天津地方国企混改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速度之快，被不少市场人士视为全国之最。其间出现的国企总动员、豪情出让控股权、跨省混改和异地合作等新特征，也被视为国企混改的“天津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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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混改领先全国，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与化解当地国企债务困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关，而根源则要归于天津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失速。还有被采访者指出，天津国企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但更关键的还是机制的盘活与创新掣肘的突破。

在中国北方不少城市都在遭遇“东北化”难题的大背景下，“天津范式”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国研智库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苏培科分析说，市场化机制的到位，并着眼提高地方国企效率和质量，无疑将有助于经济压舱石的夯实；但要坐实混改，依然有赖于机制变革和制度突破。在南方多地摸着石头过河与北方多地仍在找寻“石头”的过程中，北方需要向南方学习。

天津混改新趋向

今年1月中旬，天津市公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所启动挂牌，这家市属国有独资公司拟募资不低于4390万元用于公务车租赁公司补充营运资金、产业调整及产品开发和偿还公司负债等。本次增资扩股与股权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战略投资者持有标的企业股权比例分别达到35%和65%。

这只是天津最新挂牌混改的项目之一。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大幕拉开前后，全国多地都开启了混改热潮，天津动作则明显领先全国。仅在2020年，从60个国企混改项目集中推介，到TCL科技集团摘得中环集团100%股权，再到知名药企天津医药集团混改项目成功签约，天津国企混改动作接连出炉。

市场的普遍观点是，天津混改大幕的正式拉开始于2017年。这一年天津组建了津联、津诚、津投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次年市属国企混改便驶入快车道。2018年涌现出北京金隅集团受让天津建材55%的股权、招商局集团入股天津药物研究院、绿地控股14.86亿混改天津建工等不少典型案例。其中天津水产集团将100%的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巨石控股，成为天津首个国资彻底退出的地方国企。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天津的混改开端实际还可以前移。2015年，还未上市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引进TCL集团为战略投资者；2018年七一二A股上市，中环集团和TCL集团分别以52.53%和19.07%的持股比例列控股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长王宝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混改优化了公司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各方在技术和渠道的优势。“从国资委或者天津市的角度来看，都在积极推进混改工作，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从公司角度来看，股权结构和二级市场流动性也还都有优化的需要。”

持续多年的混改，正在形成独特的“天津范式”。随着越来越多混改的开启和落地，这一模式的特征也日趋清晰。

首先是全员混改。本轮混改热潮下，天津国企不分类别、规模大小，几乎倾巢而出，涉及金融、医药、装备制造、建筑、能源、公共服务、地产等多个行业。以中环集团、食品集团、百利集团、医药集团为代表，企业总资产均超500亿元。这意味着参与资方也必须是营收和规模庞大的产业巨擘。

有市场人士将此形容为一场“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集体抛售行动”。其间有一类企业尤为惹眼。在去年天津推出来自19个国企集团的60户国企混改项目，滨海农商银行、天津信托等名列其中。这意味着，天津甚至不惜拿出金融牌照进行混改。

第二是大尺度混改，涉及国有控股权转让的案例频出。例如，中环集团100%股权转让TCL科技，国资退出的比例安排极为罕见；天津滨海农商行等金融机构，也均出让50%以上股权。

天津国资人士王灿（化名）对记者介绍，这轮天津混改大潮，在股权结构上放开产权、敞开大门，不少项目国资不再追求控股地位。这体现出天津国企混改力度很大，敢于动真格，不少改革还涉及到市属企业的集团层面，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与诚意。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认为，“实控权转让更容易吸引负责任、资本量大的战略投资者，有利于混改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机制；另外，控制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会更高一些，因为会有‘控制权溢价’，这有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价值。”

第三是主动性混改。这使天津混改呈现出平台化和速度化两大表征。

为了加快市属集团的混改，通过组建津联控股等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并授权这些公司进行混改推介等工作。这也带来天房发展等天津国资A股公司相继发布了控股股东变更公告。同时主动性之下，相比出售价格，天津更看重速度与效率，部分项目成交价格甚至低于挂牌底价。

第四，异地参与性混改。2020年12月，天津医药集团混改取得实质突破，上海上实集团牵头入股67%。按照双方理解，异地合作混改将有助于实现两地企业优势互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整合供应链和优化产业布局、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增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