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是时下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快速流动，“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记者在四川崇州、江苏大丰、河北柏乡遇到这么一群人。他们有本土派，扎根在农村、始终爱农业、力求善经营；有返乡派，农村出身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到家乡，带回新气象、新思想；有下乡派，或是农科人员或是经商人员，为广袤田野带来技术或资金。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新型农民。

　　在农业职业经理人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共同经营下，四川崇州10万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基地，种植油菜和水稻两茬作物，不仅粮食产量水平高，而且成为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摄 

　　老农民变身农业CEO

　　崇州有1883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他们的经营下，以低成本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也有保障

　　现年45岁的任建忠是四川省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人。此前，他长期务农，也外出务过工，回乡后，做过一段时间养殖生意。因养殖技术不过硬“亏了”。从那以后，任建忠萌生了系统学习种养技术的强烈意愿，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为他提供了绝佳机会。

　　2011年3月，崇州市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任建忠接过了职业经理人的担子。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理事会决定种什么，职业经理人决定怎么种。“以前年为例，生产计划书里安排了种900亩水稻，当计划确定后，不管是选种、育秧、机耕还是插秧、除虫、收割，都由我来安排。作为股东的农民即便什么都不用做，一年每亩地就能有600多元的分红。”2013年获得中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2015年获得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任建忠的证书等级和经营规模在同步提升。

　　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如何确定？任建忠说，合作社对经营纯收入实行1∶2∶7的分红，10%作为合作社发展的公积金、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佣金、70%作为社员土地入股分红，辅以超产分成或二次分红等方式，保障入社社员收益。在任建忠看来，此前之所以出现“弱者种地”现象，根本原因还是农民种地不挣钱，而不挣钱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规模太小。

　　“我以前也曾丢下田地出去打工，时间不长。”47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说，他曾到大城市做过装修工。2011年，他回家不久就遇到合作社成立，便竞聘当起了职业经理人。最初规模只有80亩，但土地集群效应已初显：农户治虫成本15元一亩，而合作社只需12元一亩。收割季到了，农户请的收割机70元一亩，而合作社50元一亩。王志全对新技术应用很敏感，收晒完毕后测产，这茬粮食亩产平均760斤，比普通农户多出260斤。

　　“第一年，我找村民入社，第二年，大家争着找我入社。”2012年，王志全打理的农田比第一年多出了300亩。这一年，他通过培训，拿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几年间，他所管理的3个合作社土地，从百余亩发展到3500余亩。

　　如今，崇州已经有1883名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他们的经营下，农业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也有保障。隆兴镇副镇长周维松曾是最早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他说，“职业经理人不是老板，其收入与经营规模和个人能力有直接关系，主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一年能赚30万元至40万元。如今，全镇95%的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其中合作社经营占九成以上。获得职业经理人证书不是终点，如果长期不从事相关实际工作，也会被取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曾专门调研了崇州农业经营模式，并把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模式概括为“农业公营制”。他认为，这种模式以低成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高成本问题。有一技之长的职业经理人规模化经营土地，也促进了职业农民的培养。

四川崇州青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任建忠向记者展示他的职业经理人证书和培训证书。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摄 

　　“农二代”的现代农业观

　　高收入、职业成就感、当地扶持是他们回来的主要原因，追求的是现代农业，喜欢尝试电商、品牌农业

　　24岁的王伶俐，王志全的女儿，喜欢穿着漂亮的裙子穿梭在田间地头，看水稻秧苗是否栽种整齐，看麦子收割是否保质保量，她爱农业也爱打扮。她2015年大学实习时，就跟着父亲王志全下田忙活。第二年，完成了成都师范学院的学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和父亲一起管理着600多户农民的3000多亩土地，种小麦、水稻、油菜，年收入数十万元。

　　“我们这一代职业经理人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比如农业电商、品牌农业。如果是传统农业，那吸引不了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追求的是现代农业。”王伶俐介绍，她目前更多负责的是西蜀粮仓公司的专业化运营，主打营销“稻虾藕遇”生态大米。这是由当地20个合作社发起组建的公司，主打的是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公司建成了稻米展示馆，还实现了线上运营。不同于父亲主要聚焦第一产业，她把触角延伸到了农村二三产业，已开发了300多亩稻鱼综合种养基地，明年还要上马稻田养殖小龙虾，发展休闲垂钓。“可能我们没有父亲他们能吃苦，但年轻也是一种优势。”她自信地说。

　　未务过农的年轻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让入社农民们放心？记者采访另一位农业经理人时找到了答案。2013年初，1988年出生的宋丹还在崇州一家培训机构从事英语、计算机教学。“我大学专业是环境与艺术设计，毕业后一直朝九晚五。”一次偶然的机会，宋丹在成都郊县与当地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接触，“完全颠覆了我对种田的认识。没想到种田也能当CEO，而且发展潜力很大”。这位并不了解农业的姑娘心动了，报名参加了培训考试，并取得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

　　2013年底，她成功竞聘为和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刚来时，合作社只有171亩入股土地，很多村民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她每天跑到地里看麦苗长势，有情况就求助农技站。“在崇州，种田其实很简单。依托四川农大以及省市农科院所，组建了农业专家大院。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很齐全，一个电话就可以弄好，职业经理人主要是做好决策。”宋丹说。

　　“前一段有位外省的大户来参观，跟我说，在他们那里，种田人的地位低，但感觉在成都务农很火，种田很体面。”宋丹经常与各地的朋友交流，她为目前的1243亩土地量身打造了干湿分离型农业，“我们临近桤木河湿地公园，有着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适合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发展休闲农业，但得有特色，不能只靠菜花节。湿，就是沿河打造稻田综合种养，发展休闲农业。干，就是在规模化集中土地上，机械化种植大田作物”。

　　为何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农村？王伶俐和宋丹都表示，每年几十万元的薪金只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和当地的扶持是另一方面。按照当地规定，农业职业经理人从事粮食规模经营，可以在普通补贴的基础上提高10%；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部分给予60%的补助；凭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级或荣誉证书，可以获得10万元至100万元信用贷款支持，并享受政府贴息。初、中、高不同等级的证书可以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也不同。

　　“最初，农民有观望情绪，我们鼓励村组干部、农机农技人员和种粮大户当农业职业经理人。如今，大家争着当农业职业经理人，主力已经变为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外出经商人员。同时，职业经理人的年龄在降低，学历在提升。”崇州农发局农技中心主任刘波说，当地每两年对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养、经营规模、工作业绩等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维持或改变经理人等级。如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等问题，一律取消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

　　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有了归属感，还开始了抱团发展。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杨国武说，协会于2014年底成立，已有4800多名会员，对外向各类合作社推荐优秀经理人，对内开展交流活动以及诚信评定等。目前，包括崇州在内的成都各郊县都已成立协会分会，全市有市、县、乡农业职业经理人人才资源信息服务平台35个。

江苏盐城大丰区草庙镇川东居委会党委书记杨映忠带领农民发展大棚种植，同走致富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涵摄 

　　职业农民培育的带头人

　　职业经理人发挥着农技推广和农民培育的作用，带动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农民，发展出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以前100亩地需要3个职业农民来管理，如今只需要1个。职业经理人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的职业化水平也在提高。”刘波说，崇州是农业部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县，实行双培训机制，专家、农技员对职业经理人进行培训，后者对新型农民进行培育。后续还有知识更新培训。“以前，为了农技推广和农民培育想了不少招儿，无奈普通农民对一亩增产50元的技术不在意。但职业经理人却很在意，因为面积大。如今，职业经理人把新型农民给带动起来了。”刘波说。

　　2016年，崇州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面达72%，比2012年提高18.3个百分点。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达246个，入社面积31.6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61%，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70%以上。目前，崇州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7329人，其中职业经理人1883人，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江苏大丰的新农民培育则与下乡的农业科技人员密不可分。上海市农科院园艺所所长周志强在大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大丰丰收大地种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作为大丰的新农民，周志强在丰收大地农业示范园“安家”多年。他的实验室兼车间，不仅成功培育出了黑枸杞种苗，还承接了来自阿联酋等海外客户的柳枣苗培育订单。“其实蔬菜瓜果好吃不好吃，种得好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源头还是在于种子。”周志强给记者算了笔账：种苗质量好，提前培育好而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是延长了一个生产季，带来了叠加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丰涌现出很多新主体、新业态和新载体，集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现代经营方式和先进的科技装备。更为可喜的是，像周志强这样的新农民的出现，发展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既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到实处，也使得生产服务型职业农民有了用武之地。

　　深秋时节的河北柏乡县，庄稼已经收完，冬小麦也已种下。在固城店镇南江村，刘伟立在卖山药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规模种养业。如今，他流转了村里900多亩土地，形成了种养循环的产业链。随着规模提升，他开始雇佣村里的种养能手帮着管理。该县龙华乡乡长韩利锋说，未来乡村振兴，必然有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做“三金”农民，即土地流转后收取土地租金、挣佣金、获得土地入股的股金，而从事农业的必须是有技术、爱农业的人才。

　　记者采访发现，柏乡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迅速崛起。他们通过发展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订单生产等模式，引领着农业结构调整。当地鼓励企业经营者、农业科技人员、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下乡创业创新，带动农村新产业发展。同时，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需求调研，分产业、按类型开展专题培训，培育的新型职业农民达到3000人。（经济日报采访组成员：徐 涵 顾 阳 乔金亮 刘 慧 执笔：乔金亮）

    系列稿件：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上篇）：绘就新农村美丽画卷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中篇）：现代农业这样在各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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