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8日海南网报道，作为一所教职工100人左右的乡镇中心学校，海南省儋州市光村中心学校设置校长、教导处、德育处、总务处领导岗位16人，其中校长就有5人。像儋州市光村中心学校一样，领导遍地走的情况我国中小学中并不罕见。管理机构臃肿已经成为制约很多中小学校发展的痼疾。

　　一直以来，中国人就喜欢做官，古人早就把“学而优则仕”作为对读书人的鞭策。“官”的称谓就像是一张符号，一旦贴在身上，就意味着社会地位、公众认可度以及各种利益。在学校里，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待遇，严格区分，毫不马虎。就光村小学而言，该校的工资绩效分配就有领导职务绩效，若有主任或副主任职务再担任班主任，那绩效工资比一线普通教师能高出2000多元，校领导越多，一线教师绩效工资越少。如此做法，广大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何以激发与调动？

　　心思只在做官上，往往官做不好，工作也难以做好。1938年，在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后，胡适才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升官发财。可胡适夫人江冬秀不这么看，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是真的，‘我一定回到学术上去’。”胡适接信后，深感妻子是一个知音。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认为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1983年，59岁的画家黄永玉写信给73岁的剧协主席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而曹禺回信说：你射中了我的要害。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当官满为患时，学校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领导太多，是组织管理的最大硬伤：官多，会议就多；官多，办事效率就慢；官多，造成权力重叠；官多，容易推诿扯皮。教师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本来应该是神圣、纯净而光荣的。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而今，越来越多的老师梦想能够逃离出“教师”队伍而走到“领导”的行列中。并且，中小学校官僚机构也有不断臃肿的趋势。不得不说，“官本位”的思想在基础教育中仍然有深厚的生存土壤。

　　500多年前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其国库的富足，不在于其城池的坚固，也不在于其公共建筑的华丽气派，而在于其公民的教养，在于人的文明、教化和品格，这才是它实际利害之所在、主要实力之所在、真正威力之所在。”而“人的文明、教化和品格”首先依赖于基础教育。我们很难想象，一群领导带领着另一群只想做领导的教师能够办出有品位、有思想的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说，基础教育已经是“官本位”和“官僚机制”的重灾区。目前，基础教育到了加速去行政化步伐的时候了，只有如此，才能还教育一块净土。

　　对于广大基层教育工作者而言，生活更不能只有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基础教育纯净了，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纯净。教师安心于讲台上，教育才能回归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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