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针对“未来出生人口增长后劲乏力”的挑战，报告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这引发广泛关注。

　　尽管“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只是一个建议，但在省级部门正式文件中能触及该话题，表明全面放开生育已经“脱敏”，成了被摆上台面的政策议题。

　　与该议题对应的，则是很多地方出生人口减少的现实。报告就指出，近年来，陕西省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有近六成的家庭不愿生育二孩。据《2017年陕西蓝皮书》披露，陕西省人口出生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0‰，妇女总和生育率由5.1下降到1.6。

　　陕西省面临的人口失衡压力，在多地都存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6年该数据为12.95‰；2017年新生婴儿数比2016年少了63万，相当于新生婴儿少了4%。

　　生育率不如预期，可以归因于很多方面，如现代生活方式变迁对传统生育观念产生的冲击，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普遍提高导致生养孩子精力的减少，还有教育、房价、医疗等生活成本的压力传导等。

　　还不容小觑的是，人口生育方面的政策常存在滞后效应，不会“立竿见影”“一放就灵”。从其他国家的情形看，引导和激励政策的生效，往往也有延时性。这点从“全面二孩”政策即可看出端倪：“全面二孩”政策出来后，成效很明显，但跟得到育龄人群的普遍响应仍有距离。

　　2017年以来，在各地普遍延长产假的配套政策基础上，全国多地相继出台“催生”二孩的奖励政策。前不久，辽宁印发该省的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8（辽宁省目前的生育率为0.9）。

　　这些举措都广受认可，但人口态势的转变非一日之功。也正因如此，跟不少地方既有的前瞻性人口政策那样，各地人口政策宜未雨绸缪、早做规划，而不能等到没有充足劳动力了才想起鼓励生育。

　　前瞻性也意味着，要将人口政策的持续优化置于未来维度去打量。这就需要，相关政策针对“低生育水平”的病灶辨症施治。比如，如何落实儿童优先权利？优化幼儿养育环境，减轻幼儿养育负担，自然不能口号化。又如，妇女生育权跟就业、休假等权益如何兼得？也要缜密的制度保障。

　　所以当下之计，一方面，在充分讨论“全面放开生育”议题时，既要注意到老龄化加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等宏观形势，也要从家庭负担、妇女权益、儿童福利等层面加以辨析；另一方面，即便“全面放开生育”难以骤然落地，也要加紧研究制定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设计，完善提高生育意愿的配套政策措施。

　　“全面放开生育”建议，切中的是真问题。虽然到底应该“全面放开”还是稳妥渐进，仍有商榷空间，但它指向的命题发人深省——人口政策持续优化，等不得也拖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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