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相对好一些。”在被问及如何能从科研工作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首赴南极科考时，董兆乾谦虚地说。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言语间时不时爆出一串爽朗的笑声，这就是董兆乾，他是最早登陆南极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大学时代，董兆乾学的是物理海洋学专业，主修第一外语是俄语。后来，他硬是凭着几年的努力攻下了英语。1979年，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两名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南极考察队时，国家海洋局得到一个名额。经过几个月的选拔，董兆乾从国家海洋局2万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与中国科学院的张青松一道组成极地考察二人组，董兆乾任组长。当年，董兆乾40岁。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按国家预案要求，董兆乾作为考察小组的负责人与张青松认真地考察、收集到有关南极的大量参考材料。回国后，他们向国家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制定建立南极考察站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望无际的冰原，遮天蔽日的鸟群，一个好像只在童话里才有的神秘大陆就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想，这辈子我是离不了极地考察了。”与首次踏上南极大陆人的心情一样，当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飞机踏上南极大陆时，他充满了惊奇与惊叹。放眼万里蓝天冰雪，他不顾身处险境，甚至在强暴风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摄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观。这些镜头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中的主要素材。
1981年，当董兆乾再次奔赴南极考察时，与第一次坐飞机的待遇不同，这次南极考察是乘“内拉丹”号船，总吨位仅2206 吨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最高风速达每秒近80米（相当于13级风），当时船紧闭舱门，在海中摇滚了七八个小时。经历这番险情后，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顾”南极了。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国家需求就是自己的使命与担当，为了祖国的南极事业，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险境”。
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10号和J121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埋，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夹聚氨酯泡沫塑料。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60℃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
作为中国首次组建的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董兆乾肩负着制定物资设备的装运、卸载、建站和科学考察等系统工程计划。南极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暂的4个月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南极，否则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冻住，无法离开。
在边卸货边建站的前16天，没有暖气，缺乏机械，大部分工作全凭人力，董兆乾与队员们争分夺秒，每天劳动17个小时左右，而他作为被指定的卸货和建站的现场指挥员，每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被队员们美誉为“半夜鸡叫”或“老周”。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胜利落成。中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凯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家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决定，建设中国极地研究所。
同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把董兆乾从杭州海洋二所调到上海，任命他为筹建处主任，筹建中国极地研究所。之后，董兆乾将所有精力放到培养极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无力竞争科研项目，单位经费紧缺，无力支持人才培养。董兆乾利用国际资源，选送年轻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去国外参与合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极地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说：“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看到当年培养的那批年轻人才正在关键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心里特别欣慰。”
董兆乾认为，研究所所长的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间，他连任三届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设和极地科学研究。他一心扑在科研第一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极地事业由弱到强，他的科研水平从“渐入佳境”到“炉火纯青”。
当前，我国在南极的考察、支撑和科研能力，从原来的南极半岛到东南极直到现在能够到达只有少数国家能进入的最困难的冰原最高点地区，几乎覆盖整个南极。董兆乾自豪地说：“研究南极，对于中国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升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极地科学研究的部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文/周爱民、刘科峰 图/董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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