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里曾走出7位元帅、10名大将
(法制晚报记者 杨雪 陈品)80年前的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就在这一年初,“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在战火中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学校,在九年间培养了新中国的7位元帅、10位大将,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
建校初期,抗大没有校舍没有教材没有经费,敌军突袭瓦窑堡,一部分人只得搬去山崖峭壁上的荒山野洞,把羊粪和蝙蝠清理走,然后开始学习。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斗。1939年深入敌后办学之后,“抗大” 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有这样一批人,罗瑞卿之子罗箭、陈赓之女陈知进、滕代远之子滕久昕……他们年纪不同出生地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那就是抗大人的后代。近日,陈赓之女陈知进等人接受了法制晚报记者的专访,回忆了父母与抗大的不解之缘,据她介绍,父母就是在抗大总校驻地所在的小村庄里相识的,当初父亲一度担心母亲是大家闺秀,根本看不上他这个“瘸子”。
![(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校门)](/uploads/allimg/170708/113G0IS-0.jpg)
罗瑞卿之子罗箭:
经过8个多月训练2000多人赴抗日前线
1936年5月,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像黄埔军校一样,可以在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学校——红军大学(抗大前身),而在学校的教育长人选问题上,毛泽东特意提名罗瑞卿。“毛主席认为父亲是担任教育长的最佳人选,觉得父亲是‘小邓演达’,演讲非常具有号召力。”罗瑞卿的儿子罗箭告诉
为了适应当时战争的要求,强化学生的军事教育,从第三期开始,抗大成立了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为往后加强学校军事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罗瑞卿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同时他指示抗大学员时刻准备“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教学中,他要求学员从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队列教练、单兵战术动作等基本军事知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指挥,都认真演练,刻苦钻研,学习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许多知识青年入学前从未摸过刀枪,通过军事训练和毕业后的实战锻炼提高,逐渐成长。
1938年4月,经过教育长罗瑞卿等人8个多月的严格教育,2000多名干部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1月28日,2000多名学员的管理者罗瑞卿,被毛泽东任命为抗大副校长。
罗箭告诉记者,父亲罗瑞卿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工作,主要负责学校的教育行政与教学组织工作。“当时父亲会邀请毛主席等人作为校外聘请的高级老师到抗大讲课。”罗箭说。
抗大办起来之后,在中国的名声非常大,很多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赶到延安,第一期抗大几百人,后来上万人。罗箭说,那个时候很多学生到达延安之后住在老乡的窑洞,但是人数太多,住处根本不够。
当时罗瑞卿向毛泽东询问,学生太多住不下,那招生是不是要有所限制?控制一下人数。“当时毛主席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没有窑洞,但是我们还有两只手啊。”罗箭说,父亲听了主席的话后,就开始带着大家一起挖窑洞,窑洞挖好之后,夜晚点上灯,“看起来就像城市一样,特别壮观。”
陈赓之女陈知进:
父亲曾担心母亲看不上自己这个“瘸子”
邢台县浆水镇的前南峪村是抗大总校的驻地,校领导都住在此处,时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的王智涛也住在此处。
1941年,陈知进的父亲——时任386旅旅长的陈赓,因腿疾复发来到浆水镇疗养。在这里,陈赓遇见了老战友王智涛,时常到王智涛位于前南峪村的小院里做客。
在这个小院里,发生了一段故事,被陈赓称之为“一生中一场重要的战役”。
1941年4月的一天,王智涛与特工大队大队长刘鼎讨论工兵教学问题,王智涛的爱人吴军,正在外屋给三个月的儿子亚明洗澡,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教授,我来了。”话音刚落, 陈赓就拎着手杖跨进了门槛,他看刘鼎在与王智涛谈事情,就暂时回避,在外屋帮着吴军给亚明洗澡。
陈赓当时对王智涛打趣道:“智涛啊,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再看看我,两条腿都瘸了,老婆也牺牲了,你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着点前线奋勇杀敌的老战友啊。”吴军听了之后也认为,自己和丈夫王智涛确实应该帮陈赓这个忙。吴军把熟悉的未婚同学过滤了一遍后,觉得傅涯非常好,和陈赓很合适。第二天,王智涛和吴军就去看望陈赓,并向他推荐了傅涯。
陈赓对傅涯的客观条件很满意,希望能尽快安排见面。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傅涯是大家闺秀,会不会看不上自己这个“瘸子”。陈赓让吴军和王智涛安排好后,提前告诉自己。“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一生中一场重要战役,不能掉以轻心。”陈赓当时说。
吴军了解傅涯自尊心比较强,在婚恋问题上,欣赏自由恋爱,反感拉郎配。而为了营造自然和谐的氛围,吴军把刻意安排的见面,演绎成了因为借东西引发的偶然相遇,让两个人很“自然”地相识。
陈赓和傅涯在王智涛家见面后,聊得十分投机,彼此感觉良好,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1943年2月喜结良缘。(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父亲赢得他人生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才有了后来我们这幸福的一家人。” 陈知进说。![这曾走出7位元帅10名大将 被誉为“将星摇篮”](/uploads/allimg/170708/113G0F47-1.jpg)
[抗大后人苏北(政治指导员苏虹之子,左一)、张北英(总校政治部宣传干事张启仁之子,左二)、何光暐(教育长何长工之子,左三)、张晓刚(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之子,中)、罗箭(总校副校长罗瑞卿之子,右三)、陈知进(太岳分校校长陈赓之女,右二)、滕久昕(副校长滕代远之子,右一)等人合影]
张际春之子张晓刚:
签有学生名字的纪念本 父亲不舍得用
张晓刚的父亲张际春,1937年1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习,兼任党支部书记。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父亲当时在抗大主要工作虽然不是授课,但也是负责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张晓刚说,虽然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但父亲觉得自己是在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从来不觉得苦。张晓刚说,父亲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辉煌、最快乐的一段生活。
张晓刚小时候在家看到过很多空白的笔记本,自己很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用这些本子,父亲说那些本子都是要毕业或者要去前线的抗大学生留下的。“那些都是纪念册,上面签着很多学生的名字,父亲一本也舍不得用。”张晓刚说。
父亲张际春在抗大工作时,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奔向抗大,有的甚至是拖家带口,母亲带着孩子、哥哥带着弟弟等,很多热血青年在那里学习、战斗。“虽然当时抗大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民族的未来,抛弃原来好的生活。”张晓刚说。
张启仁之子张北英:
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画像就是父亲画的
张北英告诉记者,1938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父亲张启仁在一直在抗大学习和工作,担任过训育干事、宣传干事、干教干事和教员。
张启仁编辑过抗大校刊,绘制过毛泽东、朱德肖像,还为八路军画报、晋察冀画报创作过一些以抗日、开荒生产、军民关系为内容的宣传画、漫画。“父亲在抗大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曾被抗大总校表彰,从一个画家成为抗大的模范干部。”张北英说。
张北英的岳父邢亦民,是父亲张启仁在抗大时的战友,1938年两个人同在抗大总校政治部工作。“父亲是宣传干事,岳父是组织干事,他们两人在一起回忆抗大学习、工作、战斗生活时,总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有聊不完的人和事。”张北英说。
抗大在浆水办学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1941年6月1日举行的抗大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父亲参与了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会场主席台的设计和布置主要是父亲和西野叔叔完成的。”张北英说,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也是父亲绘画完成的。
徐兴华之女徐海平:
母亲大火中背起七尺高的父亲
徐海平的母亲张家惠于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生活很艰苦,一些农村出来的同志为了省鞋子,经常光脚或穿草鞋走路。
有一次部队接到马上转移命令,在路上时,张家惠的鞋子烂得不能再穿了,很快她的脚就被石头扎破流血。“眼看就要掉队了,一个好心的男同志把自己省下的一双新鞋送给了母亲穿。”徐海平说,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徐兴华。
后来有一次,敌军飞机忽然袭击延安,抗大的指战员和学员们迅速按部署撤往十里外的安全地带。学员队领导点名时,第一个点到了徐兴华的名字,但是无人应答。
“大家正纳闷时,母亲一下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就冲出了人群,回头跑向抗大校舍。”徐海平说,当时父亲因得重感冒和闹眼病,正发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一颗炸弹落下,点燃了父亲徐兴华住的房子,母亲张家惠不顾危险,使出全身力气,背起七尺高的徐兴华就往外冲,直到安全地带。
历史中的抗大
九年间走出元帅7人大将10人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创建的,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被誉为“烽火熔炉”和“将星摇篮”。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1日在陕甘苏区瓦窑堡(今子长县)成立。6月21日,国民党军八十六师高双成部乘红军主力西征之机,突然向瓦窑堡发动进攻,鉴于瓦窑堡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无力坚守,抗大与党中央机关及军委各部撤出瓦窑堡,7月11日迁移保安(今志丹县县城)。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令“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址移驻延安。
为了培训大量军政干部去带领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抗大在华北敌后频繁的战斗中先后在晋察冀、晋东南流动办学,1940年11月4日移驻冀西邢西县(现邢台县)浆水镇一带。为了储备干部,准备战略反攻,1943年1月24日抗大总校奉命迁回陕北绥德办学。1945年10月16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抗大总校向东北挺进,1946年2月10日在吉林通化改名东北军政大学,为解放战争继续培养军政干部。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急需成千上万的军政干部去加强部队和根据地建制,为此,抗大扩大建制,先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建了13所分校、6所陆军中学、3个独立大队和1所附属中学。
抗大在其九年多的办学历程中,共办了八期,13所分校,培养军政干部10万余名,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其中元帅有: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大将有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等人。
以荒山野洞为校舍
草帘子挂洞口以挡风
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现子长县城)米粮山上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震天,红大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庙堂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一个土台,放上一张长桌,摆上几张木条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四周墙上贴着各色标语,使典礼显得简朴、隆重、庄严。
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告诫红大教职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要我们艰苦奋斗。
6月21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随党中央和军委各部撤出瓦窑堡,于7月11日迁往保安(今志丹县县城)。校部和第一科以城外一座山崖峭壁上的荒山野洞为校舍。
当时,这些石洞年深日久无人居住,洞内外积存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野狼吃过的兽骨,人走进去,迎面乱飞出一群蝙蝠。抗大一科学员来到这里后,先将洞内外清扫、洗刷干净。接着在一个用做教室的较大石洞里抹上黑板,砌上石讲台,搭起石桌、搬来石凳,又在一些用作寝室的比较小的石洞里垒上石炕,然后打草帘子挂在洞口以挡风。
毛泽东第一次来讲课,打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 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进入一个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第一期于12月底毕业。
![(抗大八分校校长张云逸之孙张晓龙向抗大陈列馆捐赠文物)](/uploads/allimg/170708/113G04314-2.jpg)
抗大陈列馆
《抗大五周年特辑》目前在国内是孤本
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敌后总校所在地,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陈列馆也坐落在此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于1995年立项规划,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全国建馆最早、规模最大、全面反映抗大发展史的专题性陈列馆。
抗大陈列馆的馆长杨树告诉记者,今年六月初举办的“抗大纪念活动”中,有一项太行山红色产业联盟的签约。“以后会以抗大陈列馆为龙头和核心,将很多红色的展馆、研究会等单位结合起来,做红色产业。”杨树说,抗大陈列馆的目标是成为全国抗大展示中心和研究中心。
杨树告诉记者,陈列馆也一直在积极挖掘史料,采访了向守志、吴因、张书琴等抗大老学员14名,当地老党员、老房东10名,拍摄视频资料70多个小时,整理珍贵的口述史资料90余万字。“我们还与国家图书馆合作承办了文化部‘民国文献保护计划’项目。”杨树说,在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抗大文献资料丛书图录部分将会作为献礼进行公开发布。
杨树告诉记者,因为抗大多次转战,所以留存下来的资料并不是很多,但是目前在抗大陈列馆内所存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杨树表示,“我们陈列馆内有十分珍贵的教材和一些文献资料,经专家鉴定,很多都是孤本。”
据悉,馆内共有40多类教材,其中有一本1941年的《抗大五周年特辑》十分独特。“当时抗大五周年是在浆水举办的,活动非常盛大,而这本特辑也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本。”杨树告诉记者,特辑的主要内容是抗大五周年以来的教学总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贺词和贺信以及当时来自八路军、北方局的贺电。
“以抗大陈列馆为基础,可以为全国抗大后代、研究专家搭建一个平台,另外也可以把抗大的历史以及其重要地位推出去。”杨树说,这样可以让很多人用现代的眼光,对抗大时期的历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杨树告诉记者,抗大陈列馆组织策划了抗大“小长征”红色旅游线路,根据抗大从延安到浆水的转战线路,足迹遍布武乡、黎城、涉县等2省4县的多个村庄。“我们近期还成立了太行山红色文化产业联盟,吸引了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加入。”杨树说。
陈列馆还加强了抗大旧址群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形成展馆之外的多处爱国主义教育线路。据悉,抗大旧址遍布邢台县的5个乡镇40多个村子,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目前已对抗大四大机关旧址、十余处院落进行挂牌保护,并逐步进行修缮、布展。”杨树告诉记者,抗大总校卫生处旧址陈列馆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游客又一个参观学习的教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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