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有关粤港澳地区合作发展的政策就陆续出台，直到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此后数年，在政府的多份规划文件中均多次提出要携手港澳地区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迎来标志性的进展，此概念正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正在制定当中，很快会出台。这个由“9+2”个城市组成，以逾6000万人口，用中国不到1%的土地创造出全国10%GDP的城市群，即将把梦想照进现实。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存在怎样的优势和现实难题？如何破题？乘此东风，接下来的几个月，证券时报将推出“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栏目，每月一期，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交通网络建设、金融功能定位、产业协同互补、制度协调机制等方面出发，实地调研探究这四大问题，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对于东京湾、纽约湾和旧金山湾这世界三大湾区的成功要素，经济界普遍认为离不开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从世界经济版图来看，全球六成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在距离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地区，集中了全球超七成的大城市、人口和资本，“湾区经济”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在制定当中，很快会公布。这预示着，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湾区的政策靴子即将落地。
实际上，粤港澳大湾区在多个经济指标上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世界三大湾区，其2016年的经济增速更是其他三个湾区的2~3倍。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优势和短板？离世界一流湾区还有多远？
对标交通网络：
具备国际一流湾区条件
400多年前，被分封到日本关东的德川家康不曾想到，自己踏上的这片为山海所禁的江户土地，却因拥有良好的岸湾条件，迎合了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大趋势，而成为世界三大湾区之一——东京湾。
如今的东京湾区，拥有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等六大港口。这六大港口与羽田、成田两大国际机场和东海道、北陆、东北等新干线以及数条高速公路一起，构成了东京湾区与日本国内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间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此外，东京湾还拥有大量产业专用码头，有力支撑了湾区两侧延伸的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带的人流、物流的大进大出。
在大西洋的西岸，有一个世界天然的深水港——纽约港，依托这个港口，由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的纽约湾区能够顺利地发展海洋贸易，使纽约的制造业产值在19世纪中期成为全美第一。而在后期的制造业转型服务业过程中，港口也给纽约及辐射范围输送大量的物产、人才、财富等。
纽约与其周边城市间的便捷交通，使区域内的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在曼哈顿工作的小周告诉记者，自己以及身边的不少同事和朋友一般不会选择居住在曼哈顿，而会选择周边，如新泽西州、长岛等地，“在周边城市可选择的居住环境会比曼哈顿好很多，去纽约上班的交通也很方便，我大概花1个小时。”小周介绍。据介绍，在曼哈顿中城的东西两侧有两大轨道交通枢纽，西部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东部的中央车站，这两个车站每十分钟就有开往新泽西州、长岛和康涅狄格州等地的列车。
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在旧金山湾生活多年的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第一次俯瞰港珠澳大桥时，不禁感叹“旧金山湾区的5座大桥长度加起来还不到港珠澳大桥的一半。”作为世界级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于去年年底落成，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大桥通车后，珠海至香港的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此外，虎门二桥、深中通道、穗莞深城际快速轨道、广深港高铁等交通工程，均在密集推进中。根据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将进一步实现“12312”交通圈，即广州与珠三角各市1小时通达，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各市陆路2小时左右通达、与周边省会城市陆路3小时左右通达，广东与全球主要城市12小时通达。“旧金山湾区的公共交通已经算是美国最好的了，但是便捷度还是不及国内。”在旧金山留学的小曾说。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全球吞吐量排名第三的深圳港、排名第五的香港港和排名第七的广州港等世界级港口，2016年这三大港的总吞吐量6247万标箱。从基础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设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对标科技创新：
提升科研比例和专利质量
东京湾区的京滨工业区内，聚集了佳能、三菱电机、三菱重工、索尼、东芝、富士通等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及其研究所，这些具有产业创新能力的机构使得京滨工业区具有很强的管理和科技研发能力。广东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研究发现，这是东京湾能创造经济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
此外，京滨工业区还建立了产学研协作平台，促进大学和企业开展科研合作。日本还将原来隶属于多个省厅的大学和研究所调整为独立法人机构，从而赋予大学和科研单位更大的行政权力。同时，日本把科研的主体放在企业，每年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占日本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80%左右。
而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则云集了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还有硅谷大企业先进的研究机构。
这些高校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成为硅谷源源不断的人才库。调查显示，从2009年至今，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高校毕业的学生分别有数百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获得风险资本的支持，人数远超列入调查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
以市场为主导的风险投资对推动这些初创公司的成长起到关键作用。这也是硅谷的优势之一，聚集了大批风投公司，包括美国的顶级天使投资人、大企业的风投机构等。高校、研究机构、人才、风险资本，以及其他的创新创业要素有机结合，营造了硅谷特有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发明专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有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只在2016年稍有回落。与旧金山湾区7座城市的发明专利总量对比发现，近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且差距有扩大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近5年发明专利数量超过了旧金山湾区，但在施引专利数量上却远不及旧金山湾区。数据显示，2012年~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施引数量低于旧金山湾区，该现象在2013年和2014年尤为明显。
郎咸平曾指出，湾区内规模以上的企业设立研究机构的比例还是不够，建议政府应该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建立科研机构，而不是仅仅给予税收和土地的优惠。
对标产业集群：
多元产业要科学布局
强大的产业集群是湾区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旧金山湾自不必说，光是硅谷片区的名企、名校、人才、资金形成的强大科技产业生态系统足以让其以“科技湾区”著称。
纽约湾区则被誉为“金融湾区”。二战之后，纽约逐渐从制造业经济转型至服务业经济，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尤其是商业服务、银行业、证券业的就业人口急剧增长。如今的曼哈顿金融集群就是在纽约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华尔街，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构聚于此，还有支持这些机构发展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而东京湾则有“产业湾区”之称。过去上百年时间里，东京向西发展出京滨工业带，向东发展出京叶工业带。形成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的工业产业带，以及集金融、研发、文化和大型商业娱乐设施等为一体的金融消费中心。这两个工业带同时又与东京腹地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紧密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区域的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却不太一致，在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看来，差异化的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恰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多元化的优势。具体而言，深圳、广州的科研和科技实力，香港、澳门的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及肇庆的制造业，三组不同的优势可以进行优势互补、科学布局。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完整、市场最活跃的地区，初步具备引领全球科技革命的产业资源、科技资源、市场空间及企业主体，有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策源地之一。但是，郎咸平也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制造业成本过高问题，建议以大湾区作为试点，逐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对标区域协同：建立
中央层面的协调统筹小组
纵观三大湾区，每个湾区都有数个城市组成，城市之间如何分工配合，如何携手共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都考验各地之间的默契和政府的规划协调能力。
比如，东京湾内包含了一都三县，包括若干个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介绍，这些城市相互之间有着多种形式的沟通机制，对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会采取会议协调协商的方式。而保持区域建设的长期性和协同性，又主要依靠规划。
具体而言，国土部门、交通部门、产业部门等对区域发展都有各自角度的布局和规划，各都县和城市也有自己的布局和规划，而所有的这些规划衔接都由智库居中去协调。
纽约湾区的发展则是四次规划的结果。成立于1921年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区域发展的长期计划，协调大纽约都市圈发展，协会分别于1929年、1968年、1996年和2013年发表了对纽约大都市地区的规划研究报告，成为纽约湾区近百年取得长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个跨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极大地强化了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
而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定位、包括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政府都很少干预，但是，湾区内建立了一些区域治理机制，包括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大都市交通委员会、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区、湾区保护和开发委员会等等，推动湾区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协同管理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湾区委员会除了帮助进行区域内协调，也会开展区域与外界协调。
相比世界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体系”的特点。如何破除体制障碍，推进三地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实施更高层面的协调发展、形成更大的发展合力，是事关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的关键。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在《关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区域融合发展率先突破的建议》中也提出，要促进大湾区“决策共商”，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由三地政府具体落实决策；区域和民间层面，则可以成立由知名企业、智库、社会组织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委员会，定期提出具体诉求、提供研究支持，形成大湾区发展决策和咨询的双轨机制。
而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大胆的突破创新，即便在现有行政区划不变的情况下，也要通过飞地经济等方式，借产业链布局打破既有行政区划的束缚。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