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预测，中国数字城市2023年市场规模预期超万亿元，2018年至2023年年化增长14%；中国领先实践将成为标杆，中国未来将打造国际上最为领先的数字城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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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城市成为全球发展重点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数字城市的主战场正在走向世界最前沿。”波士顿咨询（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朱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与政府意愿、平台广度和民众接受度都密不可分，这使得数字企业能够积极踊跃地寻求发展。

近日，在2020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联合BCG、字节跳动、巨量引擎共同发布研究成果《建设数字城市，释放数字生命力——数字时代下，提升城市新生代影响力》。朱晖就中国数字城市的机遇与挑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多个国家都在积极尝试数字城市建设。在欧洲，118座城市出台了数字城市相关项目；在美国，过去两年54座城市筹备或开展了相关项目；在印度，政府出资15亿美元建设100余座数字城市；在中国，截至2019年数字城市试点数量已超过700个，市场前景巨大。

展望未来，报告预测，中国数字城市2023年市场规模预期超万亿元，2018年至2023年年化增长14%；中国领先实践将成为标杆，中国未来将打造国际上最为领先的数字城市项目。

但与此同时，报告指出，要让我国数字生命力完全释放、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全面引领，仍需解决四方面的痛点，分别是：缺乏理性的顶层战略规划、商业模式难以持续、数据互联互通程度低以及数字生态尚未成型。

另外，朱晖指出，数字时代也是全球化时代，虽然中国国内市场很大，但如果闭门造车还是会影响中国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如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城市尝试合作，包括技术和应用进行对接和融合，将越来越重要，这也将影响到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疫情推动城市数字化

《21世纪》：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人们对数字城市发展应该有哪些新的认识？

朱晖：过去所提的“数字城市”更多的还是在商业层面上。这次的疫情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无论国内外，喜欢或不喜欢，人们生活中的很多环节已经被数字化深刻嵌入，比如像“健康码”这种防疫方式。疫情暴发之后，不仅是消费环节，市政服务、在线办公等环节也都在使用数字技术。因此，这次疫情对城市的数字化进程起到了可观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很多人提到，目前对数字经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数字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你认为数字城市应该具有哪些基本属性？

朱晖：我个人认为，大家对数字城市的定义也是多维度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构建数字城市需要具备四个大的要素：整个数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数字城市功能所搭建的平台，平台上的相关应用，以及相关制度及协议。

在数字基建方面，中国已经走得很靠前了，而且还在持续发力，特别是今年提出的“新基建”。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数字平台，让各种功能和应用在平台上打开和互动，这也是政府和企业正在做的工作。现在大家关心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基于城市功能的数字应用，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如与出行相关的大数据管理，但在很多其他方面还需要慢慢打通。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与数字领域相关的交互规则和原则，包括法律层面的一些准备，也包括数字安全层面的一些准备，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善。

需加强制度设定

《21世纪》：报告称，中国作为全球数字城市的主战场正在走向世界最前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具有哪些独特的机遇？

朱晖：我认为中国的独特机遇有以下几个：第一，中国政府在推动数字化进程方面非常有决心，出台了很多针对性的政策和具体的项目，力度也非常大；其次，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而且内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使得各种数字解决方案都能够找到发展空间；第三，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民众的接受度使得很多数字化工作能够比较容易推进。因此，从这几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是走在前面的，这与政府意愿、平台广度和民众接受度都密不可分，这使得数字技术、数字企业会积极踊跃地寻求解决方案。

《21世纪》：与此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

朱晖：我认为说到挑战，也有几个维度：首先，如果说效率是一条腿，公平和安全是另一条腿的话，中国数字经济还是有一些瘸腿的。我们在很多应用方面推得很快，但在安全层面的准备、协议层面的准备上还有很多空白。政府需要在制度设定上做更多的工作，否则，就会涌现越来越多的风险。

另外，数字时代也是全球化时代，虽然中国国内市场很大，但如果闭门造车还是会有问题的。如何能跟其他国家的数字化尝试，包括技术和应用进行对接和融合，将越来越重要，这也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中国的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否在全球层面上建立自己的标准，获得比较好的全球影响力，这些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

企业与政府应更好协作

《21世纪》：在亚太地区，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在数字城市发展方面表现较好，或者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朱晖：虽然可能很难去比较，但确实有很多的国家或者城市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它们的一些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比如，新加坡在数字经济方面也一直在发力，虽然它不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市场，但在数字政务层面较早进行了布局和准备。再比如，印度在很多细分领域也较早做了数字化准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全球IT外包最主要的承载国，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企业。另外，日本和韩国也做得比较好，韩国的数字化基建水平一直是很好的，是全球平均网速最好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来讲，不管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地方政府或者城市层面上，其实有很多角度是可以借鉴的。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数字城市建设有望成为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话题。在这个领域，我们不仅可以学习别人做得好的方面，也可以把我们有优势的项目带出国门，更好地服务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建设。

《21世纪》：讲到数字生产力这一块，不管是腾讯，还是阿里，这些大公司已经嵌入到数字基建之内了，未来10年这些数字巨头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据怎样的分量？

朱晖：如果我们看中国的数字化建设，今天的很多成就其实是跟很多数字巨头的参与密不可分的。其实，其他国家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趋势，因为不太可能完全通过政府去推行整个数字建设的发展。我们觉得这确实是值得去关注的事情，在整个数字基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明确同安全相关的顶层设计以及确保有力的政府监管，这三件事是需要被尽早提出来的。

未来，在中国整个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巨头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技术、专业和能力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企业和政府需要有更好的协作，这些企业实际上也在积极主动跟政府部门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向。